第一节　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和影响因素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

对国际产业转移的阶段划分和对当前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历史定位的分析，学者比较一致性的认识是提出了“战后四次浪潮说”。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发生于第一次科技革命后期的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表现为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转移。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使得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当时仅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控制世界工业生产的近1/2、国际贸易的近1/4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国是英国，承接国主要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美。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及当时欧洲大陆学习英国工业革命成果时写道：“英格兰的物质和社会进步不可能不引起商业和政治对手们的注意。首先是西班牙，他曾企图入侵并且主宰英格兰这个生气勃勃的岛国，结果栽了跟头；其次是荷兰，他发现英国这个小小的觊觎者在贸易方面超过自己并且在公海上打败了自己；最后而且一贯是法国这个古老的敌人，他比英国更大、人口更多。觊觎着欧洲霸权，却连连在海军实力、财政力量和商业开拓方面输给了英国。”^[1]英国成为当时鼎盛一时的“世界工厂”，开始了对外产业转移。而美国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使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先在北美殖民地而后又在美利坚合众国遇到了“肥沃的土壤”，正是对这次来自英国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美国后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转移的输出国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美国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集中力量发展新兴的半导体、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工业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传统的技术密集度较低的纺织、日化、钢铁、造船、普通工业机械等产业向外转移，日本、西欧等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美国但又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承接美国的对外转移产业，借此提升了产业层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亚洲、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层级较低的通用技术产业的时机，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移出产业。最有代表性的是亚洲地区日本对外产业转移，而亚洲“四小龙”则是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元升值的影响，选择了对外投资、重构国内产业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道路，从而将钢铁、化工、造船等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亚洲“四小龙”，从而引领了亚洲地区的“雁阵模式”，同时也催生了亚洲的新兴和成长。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新技术革命加速发展的影响，IT、生化、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创新周期缩短，产业辐射范围大大扩张，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新兴产业代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因此发达国家集中核心资源发展此类产业，而将其他诸如化工、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等常规技术类的非核心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在本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由于高科技产业的模块化、片段化趋势愈加明显和突出，产业链各环节的可分性大大加强，发达国家同时也将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大量向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为中国、印度、东盟以及东南欧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在此过程中，服务业部门的对外转移也成了重点。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部门仅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1/4，到了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50%，而近期，服务业部门的国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60%。

服务业之所以会成为本次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首先是由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的。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的财务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不仅详细界定了三次产业的划分和内涵，而且进一步指出，根据现代统计资料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首先是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下降，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然后是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将不断下降，对服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三次产业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这一演进规律被经济学界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西方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现代化的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是必然的结果。服务业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因此在全球产业转移中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确立国内产业的高级化和先进化、提升服务业比重也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因此承接了大量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其次，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有了可能。近几十年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使得金融、保险以及新兴服务业等行业信息化程度提高，而且像旅游、教育、酒店餐饮等这些过去属于典型的劳动模型的服务行业的信息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这为服务业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创造了诸多优势：（1）信息化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使得许多服务企业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和改善，降低了服务成本，提高了顾客对服务企业认知的程度。（2）信息化为服务企业提升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更高信息含量的服务往往提升了服务本身的品质和服务传递的效率，因此受到更多客户的青睐。（3）服务业的信息化推动了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信息技术提升了原本无法运输和迅速传递的服务知识以及无形资产的传递能力，提升了服务企业的地区和全球协调能力，使服务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转移业务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内和更复杂的环境下开展跨国经营。再次，服务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服务业的对外转移。由于服务产品的一致性和无形性，使得顾客事先选择一个结果满意的服务产品具有一定的困难，所以顾客往往会忠诚地选择某种已经获得认可的服务。因此，顾客一旦在最初的选择中表示满意，这就意味着他将不会拒绝下一次合作或是长期合作。这个时候如果服务企业能够为顾客提供一致的服务，吸引并留住这些长期的顾客群，那么服务企业的利润就将增加。而且服务企业最容易接触到顾客的商业秘密。因为往往只有深入了解某些内部的信息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而其中大多数的信息是客户所不愿公开的。很多情况下，考虑到转换成本较高，许多客户倾向于选择现在满意的固定服务商，并形成长期的互动关系。因此为了更有利地占领市场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服务企业倾向于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为其顾客提供全球的、一致性的服务，从而推动了服务业的国际转移进程。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影响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的因素较多，而且出于不同的产业对外转移的动因，其考虑的区位选择的因素也会不同。关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文章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Little（1978）和Luger（1985）的研究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大门。通过对其他国家向美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工资水平和当地政府政策是决定是否向美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Head（1996）的研究把集聚经济效应和产业转移结合起来，认为集聚效应是决定向美国产业转移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长，对于这些国家产业转移的研究也日益增多。Easterly（1997）对向拉丁美洲产业转移的区位因素进行了研究，Dhanani（2002）则对向印度尼西亚产业转移的分布进行了研究。近年来，中国日益成长为最大的产业承接国，对中国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Cheng和Kwan（2000）对1985—1999年间的中国29个省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政府政策是决定投资分别的主要影响因素。Coughlin和Segev（2000）发现GNP、平均生产率水平和地理因素的便利性是中国吸引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总体来看，针对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增多，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主要的影响产业转移的区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素成本

要素成本是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产业转移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重要程度和所占成本比重不尽相同，同时也决定了在对外转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要素成本因素也不尽相同。对于服务业而言，劳动力成本是其运营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服务产品成本的节约主要来源于人力成本的降低。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短缺，因而劳动力相对昂贵；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因而资本相对昂贵。发展中国家廉价的人力资源无疑可以帮助服务业跨国公司降低全球运营成本，减少企业发展的资金压力，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德勤等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通过将一些服务外包到印度，美国公司可以降低40%~60%的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道国的人力成本越低，其对投资国服务业FDI的吸引力也就越大。^[2]

（二）市场因素

东道国市场的发展水平将对其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Liu等学者（2004）运用GMM估计方法得出，以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增长是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从市场因素考虑产业转移的对外区位选择，涉及三个主要的因素：市场接近程度、市场规模和市场成长性以及市场开放度。接近市场可以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更好地使用目标市场的特殊需求，并且根据目标市场的结构变化而对产品的结果和市场做出及时调整。作为目标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看好的成长性也是企业选择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较大的市场规模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基础，并且大部分的跨国公司都在其母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可以合理地估计，经济发展水平高、服务业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高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带动了各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换代，形成了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国际分工以及资金、技术、信息及商品在全球的大规模流动。一些国家，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仍担心开放会冲击本国民族产业、增加经济动荡风险，因而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一些服务行业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关键领域，是否该加速开放，该如何推进开放，仍存在很多争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服务业开放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吸引到服务业FDI；服务业开放水平越低，服务业FDI会由于面临各种门槛和壁垒而难以进入。

（三）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也是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优惠的政策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如减免税收、减少进入障碍、提供优惠信贷等等。中国各省市设立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和良好的配套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各省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注释

[1]转引自羊绍武：《产业转移战略论》，58~59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参见刘志中：《服务业国际转移及其溢出效应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