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象物天地的空间模式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聚落选址

一、聚落环境的基本地理特征

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气候与人类及其他生物之关系》一文中简要论述了气候与文明源起的关系。他敏锐地指出，世界最古老的文化差不多都起源于干燥地带的大河流域，如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而周、秦有渭河流域等。这些文化发源地均靠近沙漠，与邻国隔绝，长期处于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肥沃的大河流域为其生存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远古文化不但与气候关系密切，其发展也离不开它所存在的地理环境。

中国是一个山地多、平原少的国家，在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山地、丘陵面积占2/3，平地仅占1/3。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我们的祖先随着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历史变迁，走过了一个依山生活、向山原之交地带进军，再转向平原的过程，“逐水而居”是其主线。我国地貌的总体态势是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阶梯状逐级下降，所以主要河流的总体流向为从西向东，也成为沟通东西地区的交通要道。山地一般土地适宜性单一，不宜耕种，农业发展受到较大限制，但很多山区又是林木生长和土特产集中的地区。西北地区的山区是主要牧场，又是平原地区农业灌溉水源集中区。

季风气候明显，冬季主要受西风气流支配，而夏季则主要受东风气流支配，在我国的北方及东北冬季盛行风为西北风，中部为北风，南部为东北风，而夏季全国盛行风为南风和东南风。大陆性气候强，温差高于同纬度地区。同时，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很大，一般来说冬季干旱少雨，夏季雨量充沛，加上山区较多的地貌因素，径流年际变化也相应较大，在夏季的汛期径流量占全年的60%—80%。由于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我国旱涝灾害频繁。一方面，松辽平原、黄淮平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局部地区等旱灾严重；另一方面，黄河、海河、淮河、长江等七大江河洪涝灾害严重，尤其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洪涝灾害最为严重。陈志东在《殷代自然灾害与殷人的山川崇拜》一文中，利用竺可桢根据《图书集成》《九朝东华录》《二十四史》及各省、县志书整理的各省水旱灾害资料，计算出了殷人主要活动地区的水、旱灾的次数。从公元1世纪到1900年当时殷人主要活动区域的水、旱灾次数可以看出，在这1900年间，这一地区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水灾或旱灾。从气候学的角度讲，这种水、旱灾的频繁状况在殷人生活的公元前1600—前1100年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正是这种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促使中国古代人类对地貌与水源、水灾、气候特别关注。《元史·志十六·河渠》（卷六十四）开卷说：“水为中国患尚矣。知其所以为患，则知其所以为利。因其患之不可测，而能先事而为之备，或后事而有其功，斯可谓善治水而通其利者也。”频繁的水患使我们的先民摸索出了很多经验。《管子·度地》（卷十八）说：“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石，注1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这是对水流动的基本特性的把握。《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卷一）说尧在洪灾之后任命企指导灾民重建家园，“使民山居，随地造区（聚落），妍（穷）营种之术”。这显然与后来的“丘”“京”等聚落地理模式有着密切关系。《尚书·禹贡》中关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岛的记载，反映了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改造、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过程。《周礼·冬宫考工记》有这样一段论述：

注1 石，使石头漂起的意思

凡天下之地埶（shì，势也），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阞（脉理），谓之不行；水属（注）不理孙（顺），谓之不行。梢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

这段文字在技术上详细地归纳了水利工程的基本经验和原则。

为了适应水、旱灾害频繁的自然条件，我们的祖先必须在接近水的同时又能防御洪涝，所以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河道弯曲的汭位建造聚落。《尚书·禹贡》说：“四隩四宅。”孔国安传说：“四方之宅已可居。”宋朝林之奇《尚书全解·禹贡》（卷十一）进一步解释说：“当洪水为患，崖内近水之民尤不得安其居，至于怀襄之难。既平水，由地中行，然后四方之民居崖内，水曲者皆得安其居，在水崖者犹得安其居，则平原旷野者可知也。”这里“水曲者”即指汭位之地。比如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姜寨就位于骊山脚下的临水两河交汇处，半坡遗址也位于骊山西侧的白鹿塬下的灞河与浐河之间。被认为是夏朝都城遗址的山西襄汾陶寺早期城址处于崇山下的宋村沟与南河之间。陕西凤岐山雏村西周建筑遗址位于岐山下的贺家沟与齐家沟之间。商朝二里沟遗址也靠近伊河、洛河交汇处，后来周朝都城东迁后也选择了邙山下洛河北，介于瀍河和涧河之间的肥沃土地上。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我们的祖先更是借助诸多的丘陵冈阜建造城邑聚落。春秋时有齐都营丘、宋都商丘、陈都宛丘、曹都楚丘、帝丘等。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卷五）云：“是故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这里虽然主要意思是说“君子去无道之国，而隐居自给”，但也为我们总结出了背山面水而居的理想模式。到19世纪末，中国大陆18个省的1276个县城中，70%以上位于海拔400米以下的地势较低平的地区，而这一海拔以下的地区的面积还不到这18省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可见这类地区在城市选址的重要地位。正如章生道在《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人喜欢选择低平的城址，与占优势的农业人口稠密地区分在泛滥平原、河谷、山间盆地以及山麓地带的小块绿洲等低地有密切关系。”这种地势选址特点与欧洲、中东、日本等国家、地区的城市选址相比就更加突出。

中国古代的空间意识是超大尺度的，这当然与我们的先民生存的环境和生存方式相关。

《史记·五帝本纪》（卷一）载：“（黄帝之孙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尽管今天人们对于幽陵、交址、流沙、蟠木的具体所在还不完全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切的，颛顼时代的空间实践与知识是相当广阔的。由于治水实践必须涉及整个河流流域，《尚书·禹贡》对古人广博的地理与空间知识的论述就更为详尽。这无疑塑造了中国古代宏大的地理观和空间哲学，周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空间意识就是这种空间哲学的集中反映，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聚落空间文化。《元史·天文志》（卷四十八）载：太史郭守敬利用新研制的天文与其他测量仪器，采用革新的方法，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

二、聚落选址的规律

“丘”字甲骨文像二小土山相并之形。《说文解字·丘部》（卷八上）说：“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可见，丘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土山，而是人们可居住的较平坦的地方的北方的小土山，而且山势环抱平地，呈四面高中间低之势。小山又有山脉与西北方向的昆仑山同属一脉。显然，这样的山势环抱的格局与昆仑之墟模式非常相似。《说文解字·丘部》（卷八上）又说：“虚（通‘墟’），大丘也。昆仑之丘谓之昆仑虚。”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详细讨论昆仑模式的文化含义。在适于生产、运输、防卫的低海拔、近水的地方选址，营建聚落，先人必须排除水可能造成的危害。所以，《墨子·辞过》（卷一）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宫室。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这段文字清楚说明了古人选择聚居环境的原则：高而居，避免潮湿，周边要围合，抵御风寒，屋顶遮蔽可以防雪霜雨露。这也使我们自然联想到盖天说对地形状的描述。盖天说认为天空像半圆形的盖子，以北斗为中央，即天中，日月星辰以中央为轴，由左向右或由东向西旋转，生生不息。大地则像倒扣的碗，中央高隆，所以雨水落后流向四方边缘，形成海洋。人类选择中央隆起之处居住以避水害。

如4000前的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位于崇山与汾河之间的缓坡地带，中期城址选址在南河、宋村沟之间，祭祀区在大城的东南面的小城，即处于崇山之下的缓坡地带的最高处。这同西北高的地形模式道理一样。从遗址IIFJTi的位置看，它基本处于南河和宋村沟的中间地带，与北面夹于南沟和赵王沟的长条地带共同形成“龙脉”。

《诗经·大雅·皇矣》描述了3000年前周王在岐山南面、渭水北岸建立国都镐京的地理考虑，“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毛诗正义》说：“小山别大山曰鲜。……鲜，善也。……文王于是谋度其鲜山之傍，平泉之地。”可见，镐京是在与大山同脉又不相连的小山之下。汉代刘熙所著的《释文·释山》（卷一）对“小山别大山”则有更具象的解释，说：“小山别大山曰甗。甗，甑也。甑，一孔者。甑，形弧，出处似之也。”甗与甑都是古代的一种用于蒸食物的炊具。据刘氏所言，形状类似今天我们仍可在民间看到的蒸汽锅（或罐）。锅中间凸起，有孔，下面的热气可从空中涌入锅（或罐）中，这样蒸出的食物鲜美。所以《尔雅·释山》又说：“大山宫小山，霍。”郭璞注说：“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围绕之，山形若此者，名霍。”又说“霍之为言护也”，就是说霍即护。显然，刘熙的比喻与郭璞的解释在空间形式上是一致的。可见“小山别大山”与“大山宫小山”意思相近，都有大山庇护小山之意。

“丘”“阜”“陵”“京”本意都是指陡高之地。“阜最大为陵”，“丘高大者为京”。《尔雅·释丘》说：“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说文解字·京部》（卷五下）：“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因古代邑都均选择地势较高的丘、阜之地而建，所以称之为“京”。可见，丘与京其实为同一模式，但后者的规模大于前者。又因其向阳，所以有光。所以（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甫田》（卷十五）引《说文》讲：“景，光也。”《周易·艮卦》对这种文化地理模式予以了哲学层面的阐述。在八卦中，艮象为山。卦辞说：“艮，其背。”王弼解释说：“目无患也。”意思是，有挡住视线的东西处于背后，所以目无患。可见，艮卦所指的山是处于人的背面的山，而且面向阳光。孔颖达疏说：“此明施止之所也。施止得所，则其道易成。”这里“明”有两层意思，一是太阳，一是阳光下可以看到的景物，所以“止”就是阳光照到山的南面被遮住的意思，或阳光有所止，于是道易成。而背山面南，所以视线不被遮挡，因此而无患。故《彖》进一步引申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说明一年四季在不同日照条件的作用下，山上万物有规律地动息变化。这就阐明了人背山面南的生态意义。

《诗·墉风·定之方中》说：“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这里虚即城，堂为楚丘旁之邑。《毛传》说：“文公将徙，登漕之虚以望楚丘，观其旁邑及其丘山，审其高下所倚，乃建国焉。……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进一步解释说：“景，测景以正方面也，与既景、乃冈之景同。或曰‘景山’。”正是因为景是一种理想的聚落地理模式，所以中古代很早就有景山一地名。魏朝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宋朝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都记有景山一地。《水经注》（卷三十二）记载：“景山即荆山首也。”可见，景山模式与后来堪舆术对形成穴局的入首之山相同，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景山的地理模式的文化内涵。

《尔雅·释山》将“丘”“阜”“陵”“京”这种与大山不相连属的独高之地形象地描绘为“大山宫小山”。周王所选的镐京就是这样的理想地形，同时它又靠近水源，所以它所体现的是“背山跨水，营建国都，乃为万邦之所法则……”。《诗经·大雅·公刘》在记载周人祖先公刘由邰迁居至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对建都选址原则描述得更为详尽：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咏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夹其皇涧，遡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大意是，公刘带领众人先大范围地勘察了豳地广平的原野及周围的地理形势，然后登上小山，又下到原，反复仔细察看了众民所居之处的地形、地貌。考察了此地周围的地下诸多泉水流向，在低处仰望大原地势，确定选址可以“避水御乱”。然后又登上可居之地的南边的高冈，找到一片向阳的高地，决定在那里营都立邑。在高岗上立竿看影，确定南北方位，确定边界，研究环境的阴阳寒暖所宜，查明流源浸润所及，确定聚落和生产的用地布局。考察了低湿的平地，先将其开垦为粮田，以为军国之粮。又查看了西边的山，看到豳地幅员广大。人们居住在河流拐弯处的两岸，人口密集。

从诗中我们可以大致想象豳邑的地理环境，整个地方北面有地势较高的小山，为都邑的坐山，城邑当在其下；西面有山，河水从豳邑中间横穿流过，已结束军旅之役的士卒就水营田，居住在河流拐弯处的坡地向阳之处。所有这些都成为我国传统聚落选址所崇尚的山水环绕的理想环境要素。《春秋公羊传注疏》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公刘在岐山之南建立的周京为后世京师之始。

在我国古代城市选址实践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以山川形胜著称的金陵南京，不同朝代的都城就是以紫金山下的不同小山为坐山而建的。济南古城以千佛山为坐山。千佛山是济南南部山区余脉的主要山峦，与其后面的主山区脱开。同样丽江古城则以孤立于冲积平原之上的狮子山为坐山，周边有群山环抱。我国西藏的首府拉萨古城也是依附布达拉宫所在的小山而建，地处峻拔的高原山区围合的河谷地带。城邑如此，园林选址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清代所建的避暑山庄和颐和园都是依附小山而建的。这些例子都是将聚落选址在明显高出周围较平坦地区的小山下的坡地上。

但在更广阔的平原地区，这种模式就变得更为微妙。需要更细致的勘测、相度的经验。如元、明北京的选址就是在西山、燕山山脉围合的平原上找到一片较高的地区，通过局部的改造营建而成的。虽然北京城处于西向东的缓坡地带，但北京古城，尤其是中心地区的地势比周围要高。苏州的情况类似，只是处于更低海拔高度的长江下游河网密集、湖泊众多的地区。苏州古城四面为湖的环境昭示了古城相对较高的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