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黑手党

亚瑟．B．瑞福/著

钱峰/译

一天晚上，在纽约下西城一家名为路易吉的意大利小餐厅里，我和肯尼迪正吃着晚餐，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还是学生时就已经知道有这么一家餐厅了，并且从那时起，我们俩就表示每周都要来这儿吃一次，以便练习如何优雅地吃那长长的意大利面，这简直是一种艺术。因此餐厅主人在餐桌前停下向我们问好的时候，我们俩并未感到奇怪。餐厅主人暗自环视了一圈其他客人——他的客人多是意大利人，然后突然倾过身子来对肯尼迪低语道：

“我听说您探案本领了得，教授，您能否能就我一位朋友的案子给予一点小小的建议呢？”

“那还用说，路易吉，什么案子？”肯尼迪靠在椅子上问道。

路易吉再次警惕地环视了四周，然后放低声音说道：“先生，可不能这么大声。等您二位结了账，出了餐厅，走到华盛顿广场，然后从那儿的一个暗门进去。我会在大厅等候二位，我那位朋友正在楼上用餐，没人知道他在那儿。”

我们享用了一会儿美味的意大利吉安蒂红葡萄酒，然后低调地付了账，离开了餐厅。

正如他说的那样，路易吉正在没开灯的大厅等着我们。他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动作，然后带着我们从楼梯走上二楼，之后迅速打开一扇门，带我们走进一间相当大的私人餐厅。一个男人正在不安地踱着步子，桌子上放着一些食物，显然没动过。开门的时候，我想他吓了一跳，好像很恐惧的样子。我敢肯定当时他并不白皙的脸变得惨白，但那只是一瞬间而已。想象一下当看到著名男高音吉纳罗时我们是多么的惊奇吧，哪怕和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足够让你声名鹊起了。

“哦，是你，路易吉！”他惊呼道，他的英语说得很地道，声音饱满成熟，“这二位绅士是？”

路易吉只说了两个字：“朋友。”当然也是用英语。接着他便放低声音，滔滔不绝地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着什么。

进屋之后，我能够看出肯尼迪脑中闪现出了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报纸报道吉纳罗的女儿安德丽娜被离奇绑架以来，已经过去三四天了。安德丽娜是吉纳罗的独生女儿，今年只有5岁。绑匪留了张条子称要一万美元的赎金才肯放人，和许多其他绑架案一样，留言上面签了一个神秘的名字：黑手党——在勒索和敲诈中，这个名字总是被频繁地使用。

在和路易吉简短地谈了一会儿后，吉纳罗先生向我们走过来。我们刚刚做完自我介绍，肯尼迪就抢先说道：“先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我在报纸上读到了那则消息，你希望能有人逮住那几个劫持了你女儿的罪犯。”

“不，不！”吉纳罗激动地惊叹道，“不是那样。我还是首先希望我的女儿能回来，然后才是抓住那些罪犯，如果你能够抓住他们的话——是的，如果有人能抓住他们，我会很高兴的。但是请先看看这个，然后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小安德丽娜毫发无损地回来呢？”这位著名的男高音从那本有点笨重的口袋书里抽出了一封信，信草草地写在一张廉价纸上，很脏，还皱巴巴的。

肯尼迪迅速将信翻译成了英文，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先生：

您的女儿现在很安全。但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如果您将这封信交给警察的话——像您上次那样，那么遭罪的将不止是您的女儿，您的家人、您身边的人，都有可能因此遭殃。我们周三已经成功了，这次也不例外。如果您想让女儿回到您身边，那么您就一个人在周六晚12点的时候到恩里科·阿尔巴诺酒吧去，不许告诉其他人。您必须随身带着一万美元的钞票，藏在周六的《意大利进步报》里。您会在餐厅后面看见一个男人，他独自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上衣别着一朵红色的花。您就过去说：“《我是小丑》是个好歌剧。”如果他回答“没吉纳罗就不是”的话，您就把报纸放在那张桌子上。他会把报纸拿起来，把他自己的那份《公报》留在桌子上。报纸第3页有一个地址，您女儿就在那儿等着您，立即去把她带回家。但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酒吧附近要是有警察的影子的话，您的女儿那晚上就会被装在盒子里送给您。不要不敢来，我们发誓，如果您不耍花样，我们也不耍，这是最后的警告。为了给您提个醒，我们会在明天再一次显示我们组织的力量。

黑手党[1]

信的最后装饰着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还有一张草图，是一把匕首穿透了一个心脏，心脏还流着血，心脏下面是一副棺材，最下面还有一只巨大的黑手。信是打印出来的，没什么可疑之处，近几年大城市里这种打印的信件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你还没把这封信给警察看吧，我猜？”肯尼迪问。

“当然没有。”

“周六晚上你要去吗？”

“我害怕去，又害怕不去。”他这么回答。吉纳罗是个每四个月就能赚五万美元的男高音歌唱家，但此刻，他的声音同每周只赚五美元的普通父亲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不论是谁，不论他的地位如何，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都是相同的。

“我们周三已经成功了，这次也不例外。”肯尼迪重复了一遍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

吉纳罗再次在那本口袋书里翻找起来，然后他从书里又抽出一张打印的信纸，上面有莱斯利实验室的信头。

“我接到第一个恐吓后，”吉纳罗解释道，“我和夫人从宾馆去他父亲家。你知道，他父亲是银行家切萨雷，就住在第五大道上，在那里我把这封信给了意大利警队。第二天早上我岳父的男管家发现那天的牛奶有点奇怪，他就沾了一点点放在舌头上尝了尝，结果他马上就暴病了。我立即把那瓶牛奶送到我朋友莱斯利博士的实验室，去进行了分析。这封信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管家会突然暴病。”

“亲爱的吉纳罗，”肯尼迪读道，“待验的牛奶已仔细分析过，附上检验结果，谨启。

水………………………………………………………………………84.60%

酪蛋白…………………………………………………………………3.11%

白蛋白…………………………………………………………………0.56%

球蛋白…………………………………………………………………1.32%

乳糖……………………………………………………………………5.08%

蓖麻青蛋白……………………………………………………………1.19%

脂肪……………………………………………………………………3.42%

其他……………………………………………………………………0.72%

蓖麻青蛋白是一种新型罕见的毒药，是从蓖麻青蛋白籽壳中提炼出来的，埃尔利希教授称只需一克这种纯净毒药就能毒死1,500,000只豚鼠。最近罗斯托克的罗伯特教授分离出了蓖麻青蛋白，但它仍然很少以纯净状态出现，不过就算不纯也足以致命，其毒性超过士的宁、氢氰酸和其他常见毒药。万幸您和家人躲过这一横祸，当然我会完全尊重您的意愿对此保密。相信我。

你诚挚的朋友

C.W．莱斯利”

肯尼迪把信还给他时，郑重地说：“我十分理解你为什么不愿让警方介入，事情的确超出了一般警方的控制范围。”

“而且明天，他们还要再次展示他们的力量。”吉纳罗叹息着，坐在饭桌前的椅子上。

“你已经搬离了旅馆？”肯尼迪问。

“是的，我妻子坚持认为住在她的银行家父亲的家里更安全。但自从那次投毒事件之后，即便那里也不觉得安全了，所以我秘密来这儿找路易吉——我的老朋友路易吉，他为我们准备了食物。几分钟后切萨雷会派辆汽车来，我要把食物带给她——不惜代价，不顾一切了。她的心都碎了。肯尼迪教授，要是我们的小安德丽娜真出了什么事，她肯定会伤心得死掉的。

“啊，先生，我也不是穷人。一万美元，只是我在剧院工作一个月的薪水，他们要的就这么多而已。他们若要的话，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就连我跟导演卡西涅利先生的合同金，也全拿去吧。可是警察，他们只关心逮住罪犯。若是我的小安德丽娜死了，就算逮住了凶手又有什么用呢？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要谈正义谈法律就谈去好了，但我却是——你们怎么形容的来着——一个情绪化的拉丁人。我要我的女儿，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之后再抓罪犯，就是这样。我愿付赎金的双倍去抓他们，好让他们不能再勒索我，只是希望先救回女儿。”

“那你岳父怎么看？”

“我的岳父，他在这里太久了，都被美国人同化了，他和罪犯们对着干。他在自己的银行里竖了个标志——拒绝勒索，我说这样做很蠢。我虽然不像他那么了解美国，但我知道一点：警察从未成功过——赎金都是瞒着他们付过了的，而他们还毫不知情地引以为功。要我说，先付了赎金，然后再向他们宣战。钱付了，为谁讨回公道我都愿意。只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首先，”肯尼迪接过话，“我希望你坦白回答一个问题，要毫无隐瞒，像对待朋友那样。我是你的朋友，相信我。在你的亲戚、熟人，或是你妻子或岳父的熟人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是你有理由怀疑能用这种方式勒索你的？无需我解释，这是处理大多数所谓的黑手党案件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常有的一幕。”

“没有，”歌唱家斩钉截铁地说，“我知道，也想过这点。没有，我想不出有哪个。我知道你们美国人常常讲黑手党最初是专栏作家杜撰出来的，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不过，肯尼迪教授，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杜撰。也许这个黑手党就是一帮歹徒，为了方便起见，盗用了这个名字来实施勒索呢！这还不够真实吗？我的女儿没了！”

“正是如此，”肯尼迪很赞同，“摆在你面前的不是假设的理论，而是个严峻冷酷的事实，我完全理解，这个阿尔巴诺酒吧在哪里？”

路易吉说了个桑树街的号码，肯尼迪记了下来。

“是个赌场。”路易吉解释说。“阿尔巴诺是个那不勒斯人，他是卡莫拉组织成员，是我为其赧颜的一位国人，肯尼迪教授。”

“你认为阿尔巴诺跟这封信有没有关系？”

路易吉无奈地耸了耸肩。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辆豪华轿车的声音。路易吉拎起放在屋子角落的一个大篮子迅速走下楼去，吉纳罗紧随其后。男高音离开时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我有个主意了，”肯尼迪简要地说，“今晚我再仔细琢磨一下，明天我怎么联系你？”

“明天下午来剧院找我吧，要是时间早，我在切萨雷先生的住处。晚安，万分感谢你们，肯尼迪教授，还有你，沃尔特先生。我完全信任你们，因为路易吉信任你们。”

我们坐在小客厅里，直到听见轿车的门砰地关上，以及驶离时换挡变速的突突声。

“还有一个问题，路易吉，”当门再次打开时肯尼迪说，“桑树街上这个阿尔巴诺酒吧所在的那个区我从未去过，你认不认识那边附近的哪家店主呢？”

“我有个表兄弟在阿尔巴诺酒吧南面的街角处有个药店，在街道的同一侧。”

“好极了！你觉得他是否愿意在周六晚上把药店借我们用几分钟呢——当然不会对他自己造成任何威胁。”

“这我应该可以安排。”

“那很好。那么明天上午九点吧，我先来这儿，然后一起去见他。晚安，路易吉，非常感谢你会想到找我帮忙这个案子。我在剧院很喜欢吉纳罗先生的歌，也很希望能帮他这个忙，而且我十分高兴能给所有正直的意大利人帮上忙，当然假如我的计划行得通的话。”

第二天上午将近九点，肯尼迪和我再次来到路易吉的住处。肯尼迪提着前天夜里从实验室取回房间的手提箱，路易吉已经在等了。没多作耽搁，我们一行便出发了。

穿过老格林尼治村迂回曲折的街道，我们来到贝利克大街，融入纽约南部种族混杂的人群中朝东走去。还没到桑树街，我们就注意到一处较热闹的街角，有一大群人被警察围成的警戒线拦着。警察们在极力维持着秩序，保持人群温和平缓地移动，就像六英尺高的爱尔兰警察在熙攘于纽约的东南欧国家五英尺高的谋生者们面前展示出的那种温和的好脾气。

我们挤到人群前面，看到有栋楼的整个正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窗子的厚玻璃被炸成绿色的碎片散落在人行道上，上面几层楼的窗户以及街道两旁的好几所房子都是如此，之前为保护窗户而设的粗铁栏已经扭曲而变形。门口的地板上有个大洞，里面可以看到扭曲得乱七八糟的桌椅。

“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边向旁边的一个警官出示自己的记者防火线徽章，一边问道。在如今媒体被迫保持沉默的日子里，我这么做更多只是心理作用，并没指望能获得多少真实信息。

“黑手党的炸弹。”那警官简略地答道。

“嘘——”我吹了声口哨，“有没有人受伤？”

“他们并不随便杀人，不是吗？”警官反问似的回答我，想试探我对这事的知晓程度。

“是啊，”我承认，“他们更多的是毁坏财物。不过这次有没有伤到人呢？从现场情况看炸弹的威力真不小。”

“真是好险，银行才刚开门，就听得轰的一声巨响，烟尘还没太散尽人群就围了上来。银行主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好啦，不能再说了，是规定。”他好脾气地咧嘴笑着补充道，然后又对着人群喊，“行啦，你们阻碍交通了，动一动，动一动。”

我转过来看肯尼迪和路易吉，他们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头顶上方悬着的歪斜破裂的镀金标识牌，上面写着：

西罗迪·切萨雷及银行家合作者

纽约，热内亚，那不勒斯，罗马，巴勒莫

“这是给吉纳罗和他岳父的警告。”我倒吸了口气。

“是的，”肯尼迪拉着我们离开，“而且切萨雷自己也受伤了，也许是他贴告示说拒绝付钱的缘故，但也不一定。这案子很古怪，他们通常是在晚上没人时安放炸弹，这应该不仅仅是为了吓唬吉纳罗。我感觉他们好像也在对付切萨雷，先是毒药，然后是炸药。”

我们挤出人群，继续走，来到熙熙攘攘的桑树街。我们朝南走过一间间小商铺，躲避着玩耍的孩童，不时地让路给头顶着或是在宽大披肩下抱着大捆布料的妇女们。这里简直是成千上万意大利人居住的小殖民地——人口比罗马的意大利人还多——这里的生活其余的纽约人既不知情，也不关心。

终于，我们来到阿尔巴诺的小酒吧，这是街道上一个阴暗、邪气、味道难闻的地方，与一栋以“新律”自居的五层楼公寓齐平。肯尼迪没做停顿，直接进去了，我们也跟着进了屋，装扮成一伙来贫民窟猎奇冒险的人。天色尚早，店里有几个顾客，都是些失业的、无足轻重的人，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们。阿尔巴诺本人浑身油乎乎的，很粗俗，长相给人一种狡诈的感觉。很容易想象这样的家伙用拇指按住两边太阳穴，再将他瘦削的食指划过喉咙，便能给单纯的人心底散播恐惧——这种所谓的黑手党标志甚至在法庭上都曾吓得许多提供证词的目击者闭上了嘴巴。

我们从他们身旁穿过，来到后面的暗室。这里屋顶很低，里面空无一人，我们找了个桌子坐下，点了一瓶阿尔巴诺酒吧有名的加州“红墨汁”葡萄酒，静静地坐着。肯尼迪正在心里默记这个地方的样子，屋顶的中央有个煤气喷嘴，上方连着一面大反射镜。屋子里面的墙壁上有扇长方形窗户，用铁栏围着，窗框可以像气窗那样打开。桌子很脏，椅子也不稳。墙壁光秃，没有粉刷完，可以看到裸露的横梁，总之是我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地方。

很明显，肯尼迪对自己观察的结果很满意，便起身离开，向店主赞美他的酒。我能看出肯尼迪已经明确了行动方案。

“犯罪真是肮脏啊，”我们走在街上时他感慨道，“看看阿尔巴诺酒吧，我怀疑就算是像你这样在《明星报》工作的警方新闻记者也未必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出彩的地方吧。”

我们的下一站是路易吉表兄弟的街角小店，他领我们到隔板后面配药的地方，找椅子坐下。

路易吉迅速说明了来意，药店主原本开朗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愁云，好像很犹豫，不愿把自己和他的那点财产这样完全暴露在勒索犯面前。肯尼迪见状插言道：

“我想做的只不过是在这儿安放一个小仪器，今晚用几分钟而已。真的，对你没有任何威胁，文森佐。我希望你能保密，那么没人会知道。”

文森佐最终同意了，肯尼迪便打开了他的手提箱，里面没多少东西，只有几卷绝缘电线，一些工具，两个包裹，以及两套工装裤。一会儿的工夫，肯尼迪已经换上了工装裤，然后又朝自己脸和手上涂抹灰尘和油污，我照他的指示也跟着做了。

我们提起工具袋，背上电线，拿着其中的一个小包裹，出门上街往北，然后进了昏暗不透风的公寓门厅。上楼上到一半时，一个满脸怀疑的女人拦下了我们。

“电话公司的，”肯尼迪简慢地说，“房主找我们来屋顶拉电线，这是许可证。”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陈旧的信，但因为当时光线太暗，那女人就是想看也看不清，于是我们如他预想的那样顺顺利利地上了楼。最后我们来到屋顶，南面隔着几间房子的房顶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耍。

肯尼迪把两捆电线扔到文森佐药店后院的地上，接着，他把两根电线沿着屋檐放好。

我们没干多久，来玩的孩子们越来越多，然而，肯尼迪接着干活，直到我们爬到阿尔巴诺酒吧旁边的那间公寓楼。

“沃尔特，”他低声说，“把那帮孩子引开几分钟。”

“喂，小鬼们，”我喊道，“离屋檐远点儿，当心掉下去，往后去一点。”

这话没有一点效果，很明显他们对我们下方杂乱无章、令人眩晕的晾衣绳一点也不害怕。

“我说，这个区有糖果店没有？”我有点歇斯底里了。

“有的，先生。”小孩们齐声说。

“哪个愿意下去帮我买瓶姜汁啤酒回来？”我问道。

孩子们眼睛一亮，纷纷应允。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五角硬币，给了其中年纪最大的孩子。

“好啦，快点去，零钱你们就分了吧。”

随着一阵奔跑的脚步声，他们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俩。肯尼迪已经来到阿尔巴诺酒吧的屋顶，等最后一个脑袋从屋顶上的天窗一消失，他立马扔两大捆电线到后院，就像在文森佐药店一样。

我要往回走，他拉住了我。“那可不行，”他说，“那些孩子会发现电线到这儿就没有了。我得把线牵得再远一点儿，多过几间房子，好做个掩护，至于他们会不会发现通向底下的电线，就只能碰运气了。”

当孩子们嘴边沾着廉价的“信得过”糖果末和东区巧克力，浩浩荡荡地回来时，我们在南面隔着几个房子的屋顶上，还在拉着电线。我们打开姜味啤酒，强迫自己喝了几口，以免引起怀疑。几分钟后，我们走下公寓的楼梯，刚好从阿尔巴诺酒吧北面出来。

我还在想肯尼迪会怎样再进到酒吧去而又不让人疑心，可他已经很干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沃尔特，要是再灌点儿阿尔巴诺酒吧的‘红墨汁酒’，你还能撑得住吗？”

我说要是为了科学和正义，应该还能挺住——否则是不行了。

“好，你的脸够脏的了，”他评论着，“再加上工装裤，你跟第一次进去时大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认出来。我看起来怎么样，还不错吧？”

“你看上去像个正在干活的运煤工人，”我说，“我都快抑制不住对你的敬仰啦。”

“好啦，拿着这个小玻璃瓶，到酒吧的里屋去点些便宜的东西，好跟你现在的样子相称。当旁边没人时，打碎瓶子。这里面装的是液化煤气滴，你的鼻子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告诉店主你看到煤气公司的车子在下个街区，这些做完后就来告诉我。”

我进了酒吧，有个长相阴险，有点儿狡诈刁滑的人，正在桌边写着什么。他边写边抽着雪茄。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有道深深的伤疤，从耳垂一直延伸到嘴边，那是克莫拉组织烙在他身上的标志。我坐了下来，抽着烟，慢吞吞地抿着酒，心里诅咒着的，较之他凶神恶煞的相貌，更多的是他的不合时宜的存在。最后，他总算起身往外走，找店主要邮票去了。

我踮着脚快步移到屋子的另一角，用脚把小玻璃瓶碾碎，然后又回到了座位上，令人作呕的气味顿时在屋里弥漫开来。

那个带着伤疤的凶相男人又进来了，用力嗅了嗅鼻子，我也吸了吸气。随后店主进来了，也嗅了嗅。

“我说，”我尽力装出最粗犷的声音，“你漏气了。等会儿，我来的时候看到煤气公司的车在下一个街区停着，我去叫人过来。”

我冲了出来，赶忙跑到街上肯尼迪等候的地方。他装出不耐烦的样子，哐当作响地拿起工具，一脸不情愿地跟在我后面。

他进了酒吧，像煤气修理工一样，哼声哼气地说：“哪儿漏气啊？”

“你自己找去，”阿尔巴诺咕哝着，“你拿钱干嘛的？自己的活儿要我干吗？”

“呃，你们六个都出去。抽着烟的，想被炸死吗？清场，清场！”肯尼迪发着牢骚。

人们都纷纷退了出去，克莱格匆忙地打开工具包。

“快，沃尔特，关上门，抵住。”肯尼迪边说着，边忙活着，他打开一个小包裹，从里面取出个扁圆形的黑色硬化橡胶圆盘，跳上一张桌子，把圆盘固定在煤气灯口上方的反射镜顶部。

“你在门口能不能看得到，沃尔特？”肯尼迪低声问我。

“看不见，”我答道，“就算知道那里有东西，特意瞧也瞧不见。”

他把两根电线连在上面，再穿过天花板，小心地把线藏在横梁的阴影里，牵向窗户，接着，他又飞快地把窗边的电线与屋顶垂下的两根电线系在一起，塞到旁边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得确保没人看见，”肯尼迪说，“这么短的时间，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毕竟，我从没见过这么光秃秃的屋子，除了藏在这儿没有其他隐蔽的地方了。”

我们把煤气油滴瓶的碎玻璃收拾干净后，我打开了门。

“没事了，”肯尼迪晃悠到吧台前说，“只是下次你再碰上麻烦就打电话给公司。我没有接到命令按理是不该来修的，知道吗？”

片刻之后，我也离开了这个压抑的地方，和肯尼迪在文森佐药店的后院会合。他已经在那儿忙活开了，后院墙上没有开窗，所以只能在外面把电线从一扇侧面的窗户里绕进去，很费事。不过最后终于绕好了，肯尼迪把电线连在装着两节特制干电池的风化橡木做的长方形盒子里。

“好了，”我们冲洗了身上的痕迹，又把工装裤塞回手提箱后，肯尼迪开口道，“很合我的意。现在可以告诉吉纳罗，他可以安全地去见黑手党了。”

我们从文森佐的药店出来，朝街心方向走。肯尼迪和我让路易吉先回他的饭馆，并嘱咐他那晚十一点半时到文森佐药店等候。

我们转身走进了新的警署总部，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意大利分局。肯尼迪取出一张名片转交给负责人古赛比中尉，我们很快就被引见了。中尉是个意大利人，个头不高，脸又圆又胖，浅色的头发，两眼乍看之下有点呆板，但细察之后会发现那只是伪装而已，他的眼睛其实正一刻不停地观察着一切并将其铭记于心，就好像刻录在感光板上一样。

“我想谈谈吉纳罗的案子，”肯尼迪开口道，“补充一下，我和中央局的欧科纳检察官联手侦破了很多案件，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信任对方。如果我承诺有情报提供的话，您是否介意告诉我您对此知道的一切呢？”

中尉靠在椅背上，紧紧地盯着肯尼迪，却没有答应的意思，“我去年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最后终于开口道，“在追踪一些卡莫拉疑犯上，做了不少工作。我得到一条线索，调查他们中一些人的档案记录。至于消息从哪得来的就不必说了，但那份情报真的功劳不小。在维特尔博受审的家伙们，好几个犯罪证据都是因为我提供的线索，宪兵们才收集到的。那些消息都是在美国这里，由我所说的那个源头传给我的。不过我觉得的确也没必要再隐瞒了，线索的源头来自纽约的一位银行家。”

“我能猜到是谁。”肯尼迪点头道。

“那么，你也知道，这位银行家是个反抗派，他组织了白手党——试图除掉黑手党中的意大利人。他的同伴持有大量证据，不仅关于那不勒斯的卡莫拉，还有西西里以及纽约、芝加哥等其他城市的黑手党。你知道的，他叫切萨雷，是吉纳罗的岳父。

“当我在那不勒斯调查一个罪犯的记录时，我听说了几年前的一件离奇的谋杀案。有个为人正直的老音乐家，生活一直很安宁，与世无争的。不过后来他得到了切萨雷的资助，收了一笔可观的礼金，那个老人就是——估计你们也猜到了——吉纳罗的启蒙老师，也是发掘他天赋的人。你们或许会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仇家，不过正是有人觊觎他的那笔小财富。一天，他遭遇了劫匪，还被刺了一刀。凶手跑上街，大叫着有个倒霉鬼被杀了。人群自然很快围了过来，因为当时是白天，受伤的音乐家还没来得及告诉人们凶手是谁，罪犯已经离开了大街，消失在迷宫般的老那不勒斯，那里有很多朋友的家可供他藏身。

“这宗案子的罪魁祸首——弗朗西斯科·保利逃到了纽约，我们现在正在通缉他。他很聪明，异于常人，是离那不勒斯几英里远的一个镇上医生的儿子。他上过大学，不过因为一些疯狂的恶作剧被学校开除了——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败家子。当然啦，以他的出身在这里肯定不愿意亲自到铁道上或沟渠里干活，可是做别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教育背景，所以，他就向自己辛劳的同胞掠食——这是一个没有明显物质来源的人通过投机取巧来过活的典型案例。

“现在，我不介意向你们透露最高级的机密，”中尉接着说，“我认为老切萨雷在这儿见过保利，也知道他因谋杀老音乐家而受到通缉，所以给我情报去查他的记录。无论如何，我刚从意大利回来，保利就消失了，而且至今我们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他一定是通过某种方法得知了查他档案的线索是白手党提供的，他在意大利时曾经是个卡莫拉成员，所以在美国这里有很多眼线。”

他停了一下，手里把玩着一个硬纸板。

“我觉得这个案子，如果找到了这个保利，就可以很快解决小安德丽娜的绑架事件了——这是他的照片。”

肯尼迪和我俯过身去看，我大吃一惊，照片里的人正是我们见过的那个脸上有伤疤的凶相男人。

“哈哈，”肯尼迪说，“不管是不是他，我知道今晚在哪儿可以抓到绑匪，中尉。”

这回轮到古赛比吃惊了。

“若能有你的帮助，我今晚就可以抓住这个人，连同整个团伙。”肯尼迪便向他大致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并隐瞒了一些环节，以免古赛比因为急着想立功，仓促进行干预而破坏了整个计划。

最终的安排是在警组里找四个最出色的警员，在傍晚时分，完全没人注意的时候，藏进文森佐药店对面的一间空屋里。他们开始行动的暗号是药店橱窗里彩色瓶子后面的灯被熄灭，与此同时，警署总部外停一辆出租车，三个出色的警员在车上待命，只要电话上的警铃一响，他们就立刻前往某一特定地址。

在剧院里，我们发现吉纳罗正焦躁万分地等候。切萨雷银行的炸弹是压死他的最后那根稻草，吉纳罗已经从银行取出十张崭新的一千美元钞票，也带了一份《意大利进步报》，把钱藏在了纸页之间。

“肯尼迪先生，”他说，“我今晚就要去见他们了，他们可能会杀了我。看，我带着把手枪，为了我的小安德丽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要反抗了。但是如果他们只想要钱，那就随他们的心愿吧。”

“我只想说一句。”肯尼迪说。

“不，不，不！”男高音嚷道，“我一定要去——你阻止不了我的。”

“我没想阻止你，”肯尼迪辩解道，“不过——你要完全按我说的去做，我保证你的孩子平安无事，而且我们还能抓住绑匪。”

“怎么做？”吉纳罗急忙问，“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想要你准时到阿尔巴诺酒吧去，在里屋坐下，和他们交谈，最重要的，先生，是当你拿到《公报》时，立刻翻到第三页，假装看不懂上面的地址。请那人读给你听，然后跟着他重复一遍，装出异常兴奋的样子，并提出要请大伙儿喝酒，只几分钟就行。我的要求就这么多，只要你照做，我担保你明天将成为全纽约最幸福的人。”

吉纳罗热泪盈眶，紧紧抓住肯尼迪的手，“这比有整个警署做后盾还要好，”他说，“我不会忘记的，永远都不会。”

我们出去时肯尼迪说：“不能怪他们对自己的麻烦缄口不言。我们曾派一个警官去意大利调查一些最恶劣的疑犯的作案记录，结果他失去了生命。取代他位置的人回来后，只被分配干翻译之类的活，他的一位伙伴还被降了职。这一切的结果呢？几百份作案记录都毫无用处，因为在有可能将他们驱逐出境的三年里工作毫无进展。我认为在所知的700名意大利疑犯中，只有大约50人被捕，其余的仍然逍遥法外，大部分还在这个城市里。而保护其余的意大利人的警察，人数是已知罪犯数目的三十分之一还不到。唉，黑手党若是愈发猖獗，那也是我们的错啊。”

我们站在百老汇的街角等车。

“对了，沃尔特，别忘了，十一点半在地铁的贝利克大街站跟我会合。我要去一下大学，有一些关于磷光盐的很重要的实验想要今天完成。”

“那跟案子有什么关系？”我迷惑不解。

“没什么，”肯尼迪答道，“我没说会有关系。十一点半，别忘了。老天，保利一定很聪明——想想他对蓖麻青蛋白的了解，我自己也是才听说有这种东西。好了，我的车来了，再见。”

肯尼迪钻进了一辆到上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车，留下我在每周的《明星报》工作之余的时间里，忐忑不安地打发了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终于过去了，我和肯尼迪在约好的时间准时会合。压制着内心的兴奋，至少是对我而言，我们向文森佐药店走去。这一城区在夜间真是个黑色的谜，卖橄榄油、水果和其他货物的店铺，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到处都飘荡着从酒吧传出来的音乐，人们在各个角落凑成一堆堆的，兴奋热烈地交谈着。我们隔着街经过阿尔巴诺酒吧，小心翼翼不敢靠得太近，因为有几个人在附近闲晃——放哨的，很明显，他们有着某种暗号，能够把示警讯息瞬间传播开去。

我们穿过街角，瞧了瞧文森佐药店的橱窗，又偷偷瞥了一眼隔街警察埋伏的那间黑乎乎的空店，然后进了药店，漫步到隔板后面。路易吉已经在等候了，店里还有几个顾客，我们静静地坐着，文森佐飞快地开好药方，等着最后一位顾客。

终于，门锁上了，灯光暗了下来，只有橱窗里作为暗号的灯还亮着。

“差十分钟到十二点，”肯尼迪说着把长方形盒子放在了桌上，“吉纳罗很快就要进去了，我们现在来试试这个机器是否有效。要是我们今早安放的电线被剪断了的话，吉纳罗就得独自去冒险了。”

肯尼迪食指轻轻一动，按下了一个开关，立刻就响起一阵喧嚣，是快速而响亮的交谈声。我们时不时能听清一小段对话，一个词，一个短语，有时甚至是一整句话，玻璃杯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我能听见色子在桌上翻滚，接着是一句咒骂，还有瓶塞砰地被拔出来，以及划燃火柴的声响。

我们坐在那儿，满脸困惑地望着肯尼迪。

“想象一下你们正坐在阿尔巴诺酒吧里屋的桌旁，”他解释说，“这就是你们将听到的。这是我的‘电子耳’——又叫作窃听器，据我所知是美国情报局使用的东西——再等一会儿就能听见吉纳罗进来。路易吉和文森佐，把你们听到的翻译一下，我的意大利语已经很荒疏了。”

“他们能听见我们说话吗？”路易吉一脸敬畏地低声问道。

肯尼迪笑了，“不，暂时还听不见。不过只要我一按另外的这个按钮，就能在那间屋里产生出堪比著名的伯沙撒墙字迹的效果——只不过这个是声音，不是字迹。”

“他们好像在等人，”文森佐说，“我听见有人说：‘再过几分钟他就来了，你们现在都出去。’”

人们开始离开，喧闹声也随之平静了下来，屋里只剩下一两个人。

“有一个人说那孩子没事，她被放在后院里。”路易吉翻译着。

“什么院子？他说了吗？”肯尼迪问道。

“没有，他们只是说‘院子’。”

“沃尔特，到店外面的电话亭打电话给总部，问他们汽车和警员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我打了电话，片刻后警部中心回答说一切就绪。

“那么告诉中心保持电话在线——我们一刻都不能耽搁。沃尔特，你就待在电话亭里。文森佐，你假装在橱窗边干活，但不要引起注意，因为他们有人在街上放哨。什么事，路易吉？”

“吉纳罗来了，我刚才听到有人说，他来了。”

街道南面阿尔巴诺酒吧里，那个肮脏的小暗室中人们的对话被窃听器重复着，即便是在电话亭里，我也听得见。

“他点了一瓶红酒。”路易吉轻声说，兴奋得手舞足蹈。

文森佐紧张得碰倒了橱窗里的一个瓶子，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声重得连在电话里几乎都能听见，因为我反复不断地询问是否一切就绪，连警方连线员都厌烦得要对我发火了。

“就是这个——暗号，”肯尼迪叫道，“‘《我是小丑》是个好歌剧。’现在听他的回答。”

过了一会儿，“没有吉纳罗就不是。”窃听器上传来了一个粗鲁的声音，用意大利语应道。

接下来是一阵寂静，气氛十分紧张。

“等等，等一下，”我听出了吉纳罗的声音，“我看不懂，这个王子街23.5号是什么？”

“不是，是33.5号，她在后院里。”

“沃尔特，”肯尼迪在电话里说，“告诉他们把车直接开到王子街33.5号，那个女孩在后院里——快点，趁这些黑手党还没有反悔耍赖。”

我几乎是对警署总部吼出了这些命令。“他们出发了。”得到了这个回答后，我挂了电话。

“刚才说的什么？”肯尼迪问路易吉，“我没听清，他们说的什么？”

“刚才那个声音对吉纳罗说，‘坐下来，我数一数。’”

“嘘！他又在说话了。”

“要是少了一分钱，或是在钞票上发现有一个记号，我就会打电话给恩瑞科，你的女儿马上就会被转移走。”路易吉翻译道。

“现在，吉纳罗说话了，”肯尼迪说，“好的——他在争取时间，他真是个好样的。我听得很清楚，他在问那个粗嗓门的家伙愿不愿意再喝一杯。那人说要，太好了。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到王子街了。我们再给他们几分钟时间，不能太久，因为消息很快就会传回阿尔巴诺酒吧那里，速度比野火还快，那帮人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吉纳罗的。啊，他们又在喝酒了。说了什么，路易吉？钱数是对的，他说？就现在，文森佐，去灭灯！”

街对面的一扇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四个高大的黑影冲了出来向阿尔巴诺酒吧的方向奔去。

肯尼迪用手指按下了另一个开关，大声叫道：“吉纳罗，我是肯尼迪！到街上去！警察！警察！”

接着传来厮打和惊叫的声音，酒吧里的一个新的声音叫道：“快关灯，快关灯！”

砰！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声。

刚才还传出各种声响的窃听器，已经安静得像个香烟盒了。

“出什么事了？”当肯尼迪急匆匆地从我旁边跑过时，我问道。

“他们用枪击灭了，我的接收设备也报销了。快跟我来，沃尔特。文森佐，你若不想出面就待在这里。”

一个矮小的身影从我身边疾奔而过，动作甚至比我还快，正是那忠诚可靠的路易吉。

阿尔巴诺酒吧前面正发生着激战。黑暗中枪响不断，街道两边的公寓窗里不断有人探出头来观望。肯尼迪和我冲进人群，我们瞥见了吉纳罗的身影，他的肩膀受伤了，血流如注，正和一名警察扭打在一起，而路易吉正试图把他们拉开却毫无办法。还有个人被另一名警官控制着，正给前面那个警察呐喊助威。“就是那个人，”他正嚷着，“他就是绑匪，我逮着他了。”

肯尼迪很快到了那个人身后，“保利，你撒谎，你才是绑匪。抓住他——钱在他的身上，那个人是吉纳罗。”

那位警察放开了男高音，转过来一起抓住保利。其他的警察们正不断撞击着酒吧的大门，门里面已被死死抵住。

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街道飞驰而来。车上跳下三个人，加入了撞击阿尔巴诺酒吧门障的队伍。

吉纳罗大叫一声跳上了出租车，从他肩膀上方我看见一团棕黑色小卷发，一个稚嫩的童音道：“您为什么不来找我，爸爸？那个坏人告诉我如果我在院子里等着，你就会来找我的，但如果我哭的话他就用枪打死我，所以我就等啊，等啊……”

“好啦，好啦。丽娜，爸爸马上带你回家见妈妈。”

随着一阵破裂声，门被撞开了，臭名昭著的保利团伙终于落入了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