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蒙与现代性

福柯对启蒙及其康德问题的思考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福柯看来，高举理性大旗的“启蒙”，“不应被简单地看作一个影响全人类的普遍进程，也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要求于个人的义务，启蒙现在已显现为一个政治问题”。福柯不满于康德在《何谓启蒙？》一文中对18世纪末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所作的分析。尤其是，福柯不满于康德向弗里德里希二世乞求在有理性的专制主义与自由理性之间达成契约。福柯的理由很充分：当政治原则本身尚不符合普遍理性要求时，公共地、自由地使用自主理性怎么可能保障人们听命于政治原则呢？

启蒙虽以其“理性之光”开启和照亮中世纪的蒙蔽与黑暗这一辉煌业绩而彪炳史册，但启蒙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人类对理性力量的近乎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又使理性变成了彻底的非理性，理性取代了上帝曾经拥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从软弱无力这个极端走向了无限膨胀这另一个极端。理性变得鲁莽、狡诈、狂暴、血腥、堕落，甚至邪恶，理性发生危机，理性病入膏肓。理性需要诊断、思考、挽救。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弘扬，还是批判？启蒙运动的遗产是继承，还是抛弃？康德之后200多年的西方哲学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重大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哲学史的主线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得以展开的。在理性批判史上，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德理达等都是标志性人物。福柯继承了由尼采开创和海德格尔追寻的理性批判传统，关注并批判了启蒙运动的消极影响。福柯理性批判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明确拒绝“启蒙运动的敲诈”，即你要么接受合理性，要么陷于非理性的泥潭，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