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几个理论问题

主体哲学、反主体哲学在20世纪哲学舞台上相继登场，对话角逐，精彩纷呈，共同把西方哲学推入了21世纪，并为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前行的方向。就主体真相问题的探讨而言，在福柯与主体哲学，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关系问题上，在福柯的主体观与其历史观和国家观的关系问题上，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福柯认为理性并不能使主体从确定性走向真相。主体的真相应该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之中得以被把握。近现代主体哲学之所以陷入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唯我论，就是因为不能恰当处理理性与非理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所谓源自理性意识明证性的主体的真相其实就是主体的假相。不仅主体的真相有赖于理性与非理性本真关系的把握，而且主体本身的定位也取决于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定位。笛卡尔主义的主体观及其真相理论都奠基于其独尊理性而贬损甚至排斥非理性这一哲学立场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会认为对笛卡尔主义的真正攻击点，既不在天赋观念，也不在本体论证明，而是在“我思”精神实体，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上。由于主体是在真相游戏中成为他自己的，“如何成为自己”既有主动自主的一面，也有被动屈从的一面，所以，这样的真相既不是埋藏在主体身上有待挖掘的真相，也不是隐藏于主体之现象背后的本质。正因为如此，福柯并不说要揭露主体的真相，让主体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是要为并不具备真相、并不认识真相的主体配备真相，要用真相来武装主体，要让真相最终主导主体。主体的这个真相就是：理性与非理性浑然一体，大写理性不仅不能通达真相，反而会堕入假相。作为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理性与非理性在同一整体中和谐共处，相辅相成，适度作为。主体一旦装备和最终掌握了这一真相，就能像福柯那样拒绝“启蒙的敲诈”：即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次，在20世纪并不只有结构主义才反传统主体哲学。尽管福柯与结构主义者在反传统主体哲学这个问题上有着共同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也是结构主义者。人们通常把福柯与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和巴尔特一起统称为结构主义者，这长期来屡次招致福柯的强烈抗议甚至严厉斥责。实际上，无论是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的结构主义，尼采—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还是马拉美—布朗肖—巴塔耶的法国文学，还是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的法国科学哲学，都是福柯批判传统主体哲学的思想动力，但我们总不至于把所有这些作家都称作结构主义者吧？而且，福柯的考古学描述所聚焦的陈述层面包含了同一性和差异性形式，在这个层面上确立起来的秩序、等级和整个探寻排除了整块的、无定型的和整个一成不变的共时性，从而使得考古学描述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福柯也辩称自己所处的那个学术思想氛围不可能不与结构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他是从结构主义外部来谈论结构和无意识的，而从未使用结构主义的用语，因为“谈论”毕竟不同于“使用”。福柯甚至还设想把《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改为“结构主义考古学”，强调自己在使思想史摆脱先验束缚时并不想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而结构主义在摆脱人本主义时恰恰要使思想史和知识史结构主义化，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分析使得理性的一切都不能逃避先验确定，并向理性提出起源、原初构建、目的论视域和时间连续性问题。尽管列维施特劳斯曾把自己的思想称作“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但这仍然是一种先验哲学。

第三，萨特对福柯的批评基本上就是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者来看待，指责他们都是用静止的结构来取代流动的历史，这也进一步引导人们把福柯看作结构主义者。虽然福柯与结构主义都反对存在主义到处置放意识并使意识摆脱逻辑网络，都反对存在主义试图在那些排斥逻辑的心理学形式或意识形式中去描述经验。但鉴于结构主义聚焦于“结构”和“无意识”，而不给予历史任何优先性，福柯则关注处于人类实际历史进程之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撰写的是“历史存在论”。且不说结构主义并不像萨特所指责的那样否认结构的变化和转化，结构主义并未像福柯哲学那样在批判传统主体哲学时倡导一种基于真实历史维度考察的“实证主义”主体观。福柯只是认为，在知识史上，存在着内在于该知识、对该知识来说是不透明的并且也不出现在人的意识中的某些规则和某些必然性，就像不同的科学领域之间存在着科学中的无意识一样，这显然不同于结构主义。在强制性实践维度上，福柯主要关注掌控与反掌控、治理与抵抗之间的力量关系。在福柯所谈论的类似、同型、补充、蕴含、排斥、治理、抵抗等这些不同关系中，既有逻辑关系，也有因果关系，力量关系。然而，萨特却指责福柯只谈论因果关系。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中心论题恰恰是那些能存在于知识与该知识据以在其中得以被构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之间的纵向关系，而《词与物》则探讨了处于相同层面上的不同科学之间的横向关系，《监视与惩罚》、《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则阐发了处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福柯强调自己把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而不像萨特所指责的用静止的结构来取代流动的历史。

第四，尽管福柯与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追求统一性和同一性的传统主体理性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是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在反对同一性哲学时就既批评现象学，又批评结构主义，也有别于福柯实证主义。利奥塔不仅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游戏理论来肃清主体性形而上学，而且还批评结构主义者们仅仅诉诸语言并不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福柯并不像结构主义者们那样从事语言、神化和亲属关系的结构分析，而是从话语描述以及话语规则和话语实践分析的维度来批判自康德以来直至萨特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而话语又不同于语言，因为话语及其原子（陈述）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话语不仅能把符号、语词与其对象领域关联起来并为其提供一组可能的主体位置，而且还能呈现出陈述的规则整体并系统地形成话语自身所谈论的对象。福柯用话语实证主义来批判理性形而上学，就不同于利奥塔凭借弗洛伊德自然主义、尼采生机论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来批判主体形而上学。鉴于利奥塔明确把历史性与元叙事视为现代性的两个关键特征，并强调后现代是现代的一个部分，进而认为康德和晚期维特根斯坦奏响了光荣的后现代性序曲，福柯则表示他本人并不清楚现代性意味着什么，并不主张作出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这样不科学的、毫无意义的区分。假如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理解成是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那马克思岂不成了最大的后现代主义者？因此，在对“现代性”、“后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把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等都不加区别地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进而以偏概全地总结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若干理论要点及其致命缺陷，最终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当作哲学理论上极端、政治立场上危险的思潮加以轻易打发，这样的做法恐怕不仅简单和草率，而且也有悖福柯主体哲学的差异原则，福柯并不刻意增加差异，但拒绝缩减差异。

第五，福柯与主体哲学的关系以及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反映出来的去主体甚至反主体倾向向我们传递了重要的信息：哲学的非哲学化或者非哲学的哲学化是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之一，人文社会科学基于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而愈来愈呈现出整体联动的效应。马克思（主要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尼采（主要在哲学与语文学之间）、弗洛伊德（主要在哲学与心理学之间）已开创了哲学之非哲学化的先河。福柯（主要在哲学与史学之间）、萨特和德里达（主要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梅洛庞蒂、德勒兹和利奥塔（主要在哲学与语言学、艺术之间）则在批判传统哲学时进一步推进了哲学的非哲学化，尽管他们各自的立场、视角、观点有所不同。20世纪的哲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不仅总体上都体现了反传统主体的思想倾向，而且还倡导一种重视主体的历史境遇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氛围的实证主义主体观。福柯主体观的“实证主义”基调引导福柯乐此不疲地援引尼采的语文学思想，马拉美、布朗肖、萨德和巴塔耶的文学思想，布隆代尔（F.Braudel）和布洛赫（M.Bloch）的新史学以及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种学思想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等，这不仅拓宽了传统哲学领域，还加速了哲学的非哲学化，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对话和融合。近代形而上学的先验主体哲学在20世纪处于强势地位的实证科学和概念哲学的双重夹击下风光不再，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它在今后某个时期会像经院哲学那样有些许的复活和市场。

最后，福柯的主体观决定了福柯的历史观、国家观和伦理观。主体及其历史、主体权能的范围、主体自身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一些密切相关的问题。福柯不仅要破除传统哲学赋予主体的奠基、构造和给予意义的作用，阐发一种基于历史维度和实践层面考察的“实证主义”主体观，而且还要把思想史从对先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批判“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这三个与传统主体哲学密不可分的论题，并倡导基于陈述并合、间断和个体化分析的“实证主义”话语历史观；还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摘除其神圣的光环，阐发一种基于国家适度治理理论之上的微观生命政治哲学；还要批判几千年来传统哲学的最高准则“认识自身”，并通过“自身的技术”来构建“在关切自身同时关切他人”的伦理主体。如果我们对福柯主体思想没有一个全面、深入的确切读解，我们就难以描绘福柯思想的整体面貌及其与主体哲学和反主体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难以在自笛卡尔以来直至20世纪末的主体哲学史上对福柯思想作恰当的定位和深入的剖析，难以对法国近现代哲学的逻辑线索及其发展趋向有一个清晰的勾勒，甚至也难以把握20世纪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生动的、多重的和开放的互动关系。

福柯拒斥大写的、起奠基和构建作用的先验主体，批判一种关于总体性、表达关系、象征价值和所有那些包裹在思想和事物之中秘密意义的整体史（histoire globale），倡导那种形成于历史境遇之中的具有多元和差异特征的实证主义话语历史观，阐发一种注重话语实践之历史形成、变化以及与其他实践相关游戏的渐进主义政治。福柯给出了渐进政治的五个关键特征：一种渐进政治确认一个实践的历史条件和特殊规则，而不像其他政治只承认理想的必然性、单义的规定性或个体创新的自由游戏；一种渐进政治在一个实践中定义转化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转化之间的从属游戏，而不像其他政治信任变化的同形抽象或天才的妖术呈现；一种渐进政治定义诸多主体能在一个有其形成规则的领域中占据的不同层面和功能，而不像其他政治把人或意识或一般主体当作所有转化的普遍操作者：一种渐进政治认为科学或文学或宗教陈述或政治话语形成了一个与其他实践相联系的实践，而不像其他政治把话语视为沉默过程的结果或沉默意识的表达；一种渐进政治确认不同的科学话语在其实证性中处于一个与其他实践相关的关系系统之中，而不像其他政治把科学话语置于“永久需求”或“最高批判”的位置。福柯这种历史实证主义主体观决定了其倡导一种渐进主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