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换句话说，我试图将对这些特征的分析纳入由威廉·配第始创的、在马克思那里达到顶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如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那样，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

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因此，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就必须说明上述所有现象间的内部关系，从而也促使我进一步对银行资本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我的研究也必须探寻使得产业企业得以创立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或许能帮助我解决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是，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而言，目前我只能在其最成熟的形式中观察到这种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基本形态中就有清晰体现的相同联系。 由此，信用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一问题又只有在厘清了货币的作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弄清楚货币的作用问题还因为下述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创立以来，尤其是在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货币制度形成之后， 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货币理论中都无法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办法。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克纳普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货币制度在其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却只能是抛弃任何的经济学解释，而试图以司法术语来取代。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虽然对于上述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也无助于科学的理解，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此进行的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描述的可能性。[1]对这一货币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显必要：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作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而且，也只有正确分析货币，才能使我们理解信用的作用，从而理解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和框架。首先，我分析了货币问题，紧接着分析的是信用，然后是股份公司理论，以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分析，这反过来又引致了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所的作用的考察。商品市场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两种活动。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合相伴随的，因此，对集中的过程及发展方向，尤其是对其最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研究，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如果希望通过垄断的发展以及对商业周期的重大影响来“调节生产”，从而达到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就必须对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理论部分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但考虑到上述理论及其今后的发展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会对几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分析，这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批评说其经济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指责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然而，我必须指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分析对象的极其错综复杂，使得经济学成为所有科学理论中最困难的科学。而且，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殊处境——它被所有能够提供科学研究时间的大学排除在外，迫使他们只能在政治斗争之外的空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不顾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处境，将他们及其研究进展直接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是既不公平的，也缺乏对他们的创造能力的基本尊重。

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关于方法论问题所进行的大量争论， 即便不是出于为现行的经济政策辩护的目的，也应该对其作一个简短的解释。有人宣称，政策研究是规范性的，它最终还是由价值论来决定；由于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领域， 因此政策问题的研究也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无法就这种规范与规律即因果论与目的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论之争展开充分的论证，而且因为麦克斯·阿德勒的关系，我更有理由省略这部分论述。麦克斯·阿德勒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卷中对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而透彻的研究，[2]在此我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即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发现因果关系， 即便是对政策的研究，也是秉持这一目的。与此同时，认识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是我们得以揭示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和意愿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阶级意志是如何决定的是一项科学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其理论一样，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之外的。

因此，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看法在内部和外部都广泛流行，但从逻辑上看， 即便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考察，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释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运用于分析商品生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其对商品生产社会发展趋势分析的结果。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包括认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既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实际行动的指南， 因为认识到一种事物的必然性，和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这种必然性，二者是不相同的。 当然，对于某些坚信只有依靠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将上述二者合二为一倒是很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使掌握它的人具有持续的优势，而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当中，最危险的当属那些对社会主义有最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人。

另一方面，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等同。阶级统治的维持依靠的是被统治者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认识到这种统治的暂时性这一特点，就可以成为推翻它的原因。统治阶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产生无法遏制的厌恶情绪。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也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或有害的人，才能承担这一工作。 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拥有客观的逻辑，也摆脱了价值判断，但却因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必然成为那些根据其结论并将最终获胜的阶级的思想财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相对立。与此同时，它还始终坚持着一切科学研究都应具备的特性——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

早在四年前我就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提纲，但不断出现的外部状况却使得写作过程一再被中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货币问题的那几章的写作在克纳普的著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事后我只是对它作了很小的改动和增加了几处批判性的评注。这些章节的确也是本书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遗憾的是就货币而言，无论研究的乐趣还是理论理解力，都是极易耗尽的，正如富拉顿也意识到的那样：

事实是，这不是一个能直接引起大众兴趣的课题，对其研究的进展过去是缓慢的，今后也将总是缓慢的。[3]

情形在富拉顿之后也并未改变， 因此，我不得不当即在此向缺乏耐心的读者保证：一旦你掌握了最初几章，本书的其余部分都将不再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鲁道夫·希法亭

1909年圣诞节于柏林-弗里德瑙

[1]参见克纳普的《国家的货币理论》。——编译者

[2]参见麦克斯·阿德勒的《社会科学关于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争论研究》（1904年）。——编译者

[3]参阅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一书中的第5页。——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