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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利韦夫的几个星期之前，我和母亲坐在伦敦北部明亮的客厅里，在我们面前摆放着两个旧公文箱，里面塞满了莱昂的照片、文件、剪报、电报、护照、身份证、信件和便条。这些东西大多是维也纳时期的，但有些文件来自更早的伦贝格时期。我仔细地检查了每个物品，既是出于外孙的感情，也是出于诉讼律师对于大量证据的热爱。莱昂保存这些物件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些纪念品似乎承载着经过了语言和语境加密的隐藏信息。

我把一小摞特别感兴趣的物品单独放在一边。里面有莱昂的出生证明，证实他在1904年5月10日出生于伦贝格。这份文件还提供了地址。有家庭信息，他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是一名旅店老板，名叫平卡斯，这个名字相当于英文里的菲利普。莱昂的母亲、我的曾外祖母名叫阿马莉，大家叫她马尔卡。她于1870年出生在伦贝格以北大约15英里处的若乌凯夫。她的父亲艾萨克·弗莱施纳是玉米商人。

还有一些文件也被选进这一摞。

一本破旧的波兰护照，古老并褪了色，浅棕色的封面上印有一只帝国之鹰。这本护照于1923年6月由利沃夫签发给莱昂，说明了他是该城市的居民。我很意外，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奥地利人。

另一本护照的封面是黑灰色的，我看到它时有些心惊。这个证件于1938年12月由德意志帝国在维也纳颁发，封面上也有一只鹰，栖息在金色的纳粹“卐”字标志上。这是一张旅行通行证，把它发给莱昂是因为他失去了波兰身份，变成“无国籍人士”，被剥夺了国籍及其所赋予的权利。莱昂的文件中共有三张这样的通行证：一张是1938年12月发给当时6个月大的我母亲的，还有一张是3年之后的1941年秋天在维也纳发给我外祖母丽塔的。

我把更多物品放进这一摞里。

一小张对折着的黄色薄纸。一面是空白的，另一面上有用铅笔用力写下的名字和地址，字迹尖瘦。“蒂尔尼小姐，诺里奇，英格兰。”

三张小照片，照片里是同一个男性，每一张里都姿势端正，头发乌黑，眉毛浓密，神态略带一丝戏谑。他穿细条纹的西装，喜欢佩戴领结和口袋巾。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似乎由同一个人写下的不同日期：1949年、1951年、1954年。没有写名字。

母亲告诉我，她不知道蒂尔尼小姐是谁，也不知道那个戴领结的人的身份。

我把第四张照片加入这一摞，一张较大的同样是黑白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男人，其中一些人穿着制服，在树丛和白色的大花朵中间列队行进。有些人看着镜头，其他人则没那么明显，我立刻就认出其中一个人，那个正好在画面中央的高个子，那个穿着军装的领袖，我推测军装是绿色的，他腰间束着的皮带应该是黑色的。我认识这个人，还有那个站在他身后的人，那个模糊的面孔正是我的外祖父莱昂。照片的背面是莱昂写下的“戴高乐，1944年”。

我把这些文件带回了家，把写有蒂尔尼小姐和地址的那张纸挂在我桌旁的墙上，旁边是戴领结的男子摄于1949年的那张照片。我还特地给戴高乐那张照片装了相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