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036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率部攻陷瓜、沙、肃三州，取代回鹘成为河西的主宰，两年后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广袤地域建立了“白高大夏国”，中原史书习称“西夏”。在建国前后，西夏多次从宋朝赎买“大藏经”①，并由政府组织将其译为西夏文。译经活动历经景宗、毅宗、惠宗、崇宗四朝皇帝，费时53年，译出佛经凡812部，3579卷②。仁宗皇帝（1140—1193年在位）当政后，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译经和校经的高潮，他不仅下令从梵文、藏文佛经中选取密教经典译成汉文、西夏文，同时还下令校理前朝已经翻译的典籍。西夏热衷传行的佛教经典与中原根系相连，在这些佛教经典中，《华严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华严经》的传行在唐武周时代（684—705）进入鼎盛，中原佛教的“华严宗”也于此正式创立。这时的华严经学历经百年积累，通过法顺（557—640）、智俨（602—668）、法藏（643—712）等一批义学大师的阐发，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后从安史之乱（755—763）到唐武宗会昌（841—846）灭佛的90年间，以澄观（738—838? ）和宗密（780—841）为代表的华严义学历经与密宗、禅宗的交融，创造性地把外来宗教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对宋代以后的禅学乃至哲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后期，“华严四大家”之一的晋水净源（1011—1088）以杭州慧因寺为基地，弘扬华严义理，曾一度把华严宗带入中兴，他本人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中兴教主”。

目前尚不知道华严宗传入西夏的具体时间。佛教史籍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我们目前对西夏华严宗的了解基本依靠1909年科兹洛夫地理考察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掘出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中90%以上是佛教著作。由于西夏佛经刊布工作的滞后，西夏的佛教面貌迄今还远没有研究清晰，不过，根据克恰诺夫整理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可以知道③，在西夏翻译的中土著述中，最重要的当是“华严七祖”以及唐宋时期华严禅教派宗师的经典著作。

从华严宗创立伊始，历代宗师都借助对《华严经》的诠释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些阐释亦毫无例外地在信众中广泛传行。就目前所知，现存西夏文文献中除了《华严经》之外，中土撰述中以法藏、宗密的译著为最多，概有法藏述《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宗密的《中华心地传禅门师资承袭图》和《禅源诸诠集都序》，此外还有晋水净源的《金师子章云间类解》、考为宋广智大师本嵩为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所作的讲疏《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以及便于记诵的《华严法界观科文》等等①。这些译本说明中原华严教派尊奉的经典亦被西夏奉为圭臬。不过，正如会昌之后的华严宗发展历史那样，当时的人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专弘华严教理的基地，搜集、整理散失的典籍，普及华严学基础知识，却没有进一步发展以往的华严哲学思想②，或者说，西夏人也仅仅是华严宗理论的传播者，而不是继往开来的创造者，他们致力于把华严宗师的作品翻译成西夏文以广流传，却没有形成阐发自身思想的新著。当然从佛教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西夏译本的最大价值在于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经典的原始面貌。

《嘉兴大藏经》中收有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③，原本刻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款题“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其卷42列出了“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详细记述了华严宗在西夏乃至元代的传承④：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经者救脱三藏鲁布智云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令观门增盛者真国妙觉寂照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开演自在 咩海印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流传智辩无碍颇尊者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西域东土依大方广佛华严经十种法行劝赞随喜一切法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

这里提到的法师中有几位可以在其他资料中得到验证：

鲜卑真义国师，可以勘同榆林窟第29窟壁画供养人榜题的“真义国师鲜卑智海”（）⑤。

鲁布智云国师，可以勘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版画《西夏译经图》中的“鲁布智云”（）⑥。

寂照帝师，可以勘同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的传经者“寂照国师”（）⑦。

一行慧觉法师，即《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的编录者，他生于西夏，父为显官，夏亡后出家，寺籍为贺兰山云岩慈恩寺，曾慕“扶宗弘教大师释源宗主江淮诸路都总摄鸿胪卿赠司空护法大师”龙川和尚行育之名，到白马寺修习圆教，元世祖皇帝时曾随护法大师校经于燕①。他还曾应永昌王之邀回凉州讲学，大兴佛教，并创寿光、觉海二寺。晚年回白马寺主持佛事，最终于皇庆二年（1313）五月甲寅卒于白马寺。《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提到他从至元七年（1270）开始着手整修西夏旧藏，校订原有旧经，翻译原来没有的经典②，为整理刊行《河西藏》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刊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还保存着他编纂的一篇《涤罪礼忏要门》（），题署“兰山一行沙门慧觉集”）③。

西夏华严宗的传承一直延续到了元代。在檐八上师、杨琏真珈等释教上层官员的护持下，入元的西夏僧侣以白云宗为依托，曾被允许在民间组织募集资金刊定《普宁藏》和《河西藏》，补刻《碛砂藏》，这期间最重要的佛事活动就是组织印施《华严经》。山西崇善寺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有一篇施经发愿文，记载了当时施印《华严经》等经典的盛况，除了印施“华严大经一千余部，经、律、论、疏钞三百余部，华严道场忏仪百余部”“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还“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发愿文还提到“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④其中所言《华严道场忏仪》应即一行慧觉所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的简称。这些记载也可以通过存世西夏文《华严经》的绝对数量之多来佐证。施经发愿文提及的汉文《华严经》应是《普宁藏》里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所存“元本终识”记载⑤，这次刊印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由“宣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南山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九世孙慧照大师沙门道安”发起组织的⑥。

有关元代西夏裔僧侣施印、抄写《华严经》的记载还有很多。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种大藏经零本《不空 索心咒王经》，在卷中末尾存有两方牌记，一方是汉文，另一方为西夏文，记载施经人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月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⑦，这个牌记与日本守屋孝藏所搜集的泥金书《华严经》卷尾施经题记可互相补充印证⑧。

《普宁藏》本清觉《初学记》以及道安的注释清楚地表明，元代白云宗尊奉的本是源自宗密的华严教义。据《释氏稽古略》卷4记载，在立宗之始，白云宗主清觉（1043—1121）被“道俗请就正济寺讲《华严经》”①。除了主述《华严》，清觉还主张儒释道三教圆通，并将果位分为十地三乘，所谓“参用华严之名，横榻大品之义，笼络诸经，自成一家，意在通而不局也。”②

到目前为止，只有索罗宁对华严禅宗在西夏的传播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梳理③。他的研究主要是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其中来自中原、吐蕃和契丹的思想因素，特别是指出了西夏华严禅宗与辽僧道 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源流关系，这个结论颇为值得关注。不过，由于西夏时代翻译的华严禅宗文献为数众多，索罗宁很难凭一己之力在短时期内将其全部译出，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提供几部西夏译中原华严宗名著的解读和考证，目的是为今后研究西夏佛教史补充资料。

除去少量残叶以外，当今存世的西夏译华严宗著作都于1909年出自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相关的书题著录首见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④，详细描述则见克恰诺夫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⑤。此外，西田龙雄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对部分文献做过基础的鉴定⑥。不过由于相关资料存量过大，对全部文献的鉴定和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其中有不少书籍我们至今仍不能寻到相应的汉文底本并据以给出确切的解读。事实上，尽管学界在西夏语言文字领域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积累，但是我们关于西夏词汇的知识长期以来还局限在中原儒家著述和常见佛教经籍的范围之内，而对于华严禅宗文献和藏传佛教文献这些特殊领域的涉猎不过刚刚起步。现在我们设想，如果能够先行解读一些具有明确来源的禅学文献，从中总结出一批本专业特有词语的夏汉对当关系，同时摸清西夏人对这些文献的理解方式和翻译手法，那么，今后对西夏乃至宋元时代禅宗文献的解读道路或许就会由此而变得更加通畅，而中华禅宗思想在12—14世纪中国北方的传播和发展脉络也或许就会由此而变得更加清晰。

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探索，我们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黑水城特藏中选取了5部华严禅宗著作试为解读⑦，解读依据的西夏原件照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严克勤二位先生根据中俄双方合作协议于2000年在圣彼得堡拍摄的。这5部西夏文译著的汉文底本——《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和《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历来被视为中国禅宗史上最著名的文献，其基本内容不会让学界感到陌生。

《禅源诸诠集都序》上下二卷⑧，唐圭峰山沙门宗密造，绵州刺史裴休序。原为宗密所编百卷本《禅源诸诠集》的总序，《禅源诸诠集》成书百余年后亡佚，只有这篇序言以单行本形式保存了下来。序言以《大乘起信论》为思想基础，希望通过解说禅教合一的义理来调和当时禅门教下诸宗的禅法冲突。该书的西夏译本卷上保存完整，卷下仅存其半。译者对禅宗义理的把握相当精准，但对裴休序言中所引中原儒家典籍的理解则显不足①。

《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一卷，唐圭峰山沙门宗密撰。系宗密为裴休来信询问禅宗诸派义理的一封长篇复信，其中叙述了禅宗诸派的传承和主旨，并加以个人评论，评论中推崇荷泽为正宗，以其余诸宗为浅。该书正文的西夏译本保存基本完整，仅缺第13页。卷尾有大段文字为通行的《续藏》本所无，且与现代校点本多有不同，足资今后校勘参考。

《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三卷，考为宋广智大师本嵩为宗密名著《注华严法界观门》做的讲疏，旨在进一步阐发华严初祖杜顺“三重观门”的思想。相应的汉文原本已佚，西夏译本仅存卷三，所涉内容为“周遍含容观”②，参照汉文本《华严法界观门》和相关资料可以对之作出大致的构拟，从而为禅宗思想史研究补充一份新的资料。

《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一卷，唐贤首国师法藏述，旨在阐发圆融法界无尽缘起的思想。西夏译本所存内容约为全书的五分之三，且译文较汉文原本稍有节略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些节略是出自不同的汉文底本还是出自西夏译者的自作主张。

《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一卷，宋晋水沙门净源述。系对唐贤首国师法藏所撰《华严金师子章》所做的讲疏，旨在进一步借金狮子为喻，全面讲解华严法界的核心道理。西夏译本所存内容约为全书的十分之九，且译文较汉文原本既有节略也有补充④，似乎表明当时另有汉文别本行世，在此基础上的原本构拟可供今后校勘参考。

从现有的证据看，华严禅宗在西夏似乎仅仅流传于民间，而没有像在中原那样得到过中央政府的首肯，因此我们见到的这类著作均非官方出资翻译刊行，上面也难出现附加的序言或者题记以提示译刊的缘起。在上述5种著作中，《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和《金师子章云间类解》汉文原本的作者已经不成问题，唯有《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作者还需略加说明。

汉文《华严法界观门》为唐代杜顺所撰，原书已佚，其内容见于法藏的《发菩提心章》、澄观的《法界玄镜》，以及宗密的《注华严法界观门》，尤以后者最为著名，这里讨论的《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当属这一系统的著作。现存的佛教典籍里没有《通玄记》的汉文原本，可靠的史料记载也仅有一处，见《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卷首，题署“夷门山广智大师本嵩述”⑤：

师，本京人也。始听华严大经，深通玄奥；终历诸祖禅林，洞明宗旨。于神宗元丰六年（1083）甲子，罢参隐嵩。少间，无尽居士向师德，于元 戊辰（1088）岁，谨率群贤，邀师入京，请讲此观。被禅教二种学徒，造《通玄记》三卷，剖文析义，映古夺今。述《七字经题并三十观门颂》，纪纲经观节要，显出禅门眼目。天觉群贤，皆展卷而时时听之，大异其辩耳。乃辄出疏帖，强请出世，住开封夷门大刹，又奏特赐广智大师佳号。后住报本禅寺而终焉。

这是听讲弟子为本嵩大师写的小传，其中提到的《通玄记》即是《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殆无疑义。据此我们知道，《通玄记》是本嵩于北宋元 戊辰年（1088）在开封宣讲华严禅理的记录，而存世的西夏文《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正是这份记录的译本。

至于这些著作的西夏译者，只有《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保留了一条模糊的信息——这部著作的卷尾有一则款题，原文作“”，译成汉文是“妙喜寺院沙门慧海译校”。如果把“慧海”这个名字视为线索，我们似乎可以联想到西夏的僧官周慧海，他的名字见于夏仁宗时代翻译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①、《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②，其称号是“显密法师功德司副 卧利沙门”，其中“功德司”是西夏主管佛教的政府机构，“ 卧利”是西夏特有的职官品阶，大致相当于中原的五品官。现在我们如果遵从邓如萍的假定，把“慧海”勘同“周慧海”，认为他最初出家在妙喜寺，后来才进入政府担任功德司的副使，那么也许就可以把《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翻译时间定在12世纪中叶③。至于其他几种著作的翻译时间是否也在此前后，则实在不得而知。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似也不能确认这些著作的刊刻时间一定等于译成时间，事实上即使是在西夏灭亡之后，西夏文也还在原西夏境内的某些地区继续行用，这就是说，河西党项人在12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的任何时间刊刻这些著作都是不无可能的。

这5种西夏译著的现存部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版刻标记，只是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的第24、25、30、35诸页版口下端署有捐资人姓名，分别作“”（没藏④氏妙明黑等）、“”（弥泥女媚）、“1”（嵬名氏岳母）和“”（牢施三宝）⑤。从字面上看，这些人为一家人，长辈姓没藏和嵬名，携其女婿认捐了四块刻版的费用，其中“没藏氏”（）和“嵬名氏”（）是典型的西夏姓氏，由此我们想到，现存的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刻本一定是通过民间集资完成的，且部分捐资人可以肯定是党项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书籍的装订。我们看到，西夏译本《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那一册是普通的蝴蝶装，而卷上那一册则是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又加了线订。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卷上还是卷下，装订后的页次都是错乱的，也就是说，除了偶然的巧合以外，原件中的纸页都没有处在正确的位置上。通过与汉文本对读可以看出，西夏本装订的错乱似乎还有某种规律，即经常都是以三页为一组形成的。下面是卷上前九页的正确次序和原装次序的对照：

正确次序：123456789

原装次序：321654987

再看卷下现存最后八页（28-35）的正确次序和原装次序的对照：

正确次序：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原装次序：16 15 14 19 18 17 21 20

西夏译本《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也出现了类似的叶次错乱情况。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当时工匠的具体操作步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这个样子应该不是书籍最初的面貌，而一定是书页脱胶散落又经后人重新粘合装订的结果。另外，从事装订和负责质量检查的人员一定不认识西夏字，这两卷书在重装完成后也一定没有人读过，因为书页次序错乱到如此地步会让每一个读书人都感到不能容忍。由此我们想到，黑水城出土的这几卷书尽管刊印时间不明，但应该是个年代很晚的重装本，那次重装很可能只是寺院定期整理书库时的例行公事，而并非针对某部具体的书①。

毋庸讳言，有关这几部书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还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那需要以大量的文献阅读和史实考据作为基础，更需要西夏学和佛教史专家们共同努力来开创未来。未来虽然遥远，但毕竟值得期待。

①罗福苌：《西夏赎经记》,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2年；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59～62页。

②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 《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③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л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

①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ламятников, cтр.453-455、465-466、614.

②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③《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全书42卷，为明末云南丽江土司木增携其子孙捐资，由常熟毛氏汲古阁雕刊。见《嘉兴大藏经》第15册，新文丰出版社影印版，1987年。

④参考白滨：《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辑汉文〈华严忏仪〉补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灿、侯浩然：《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生平、著述新探》, 《西夏学》（第六辑）,2010年，第183～197页。

⑤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 《文物》1980年第9期。姓氏“鲜卑”旧译“西壁”。

⑥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 《文献》1979年第1期。

⑦孙伯君：《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 《文献》2011年第2期。不过，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记载的寂照师承有所不同，那段文字可以译作：“师次者：西辩上人传清觉禅师（孔禅师也），清觉禅师传法慧国师（郭国师也），法慧国师传寂照国师（良卫国师）。”

①《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见洛阳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卷15, 《白马寺·龙门石窟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9～100页。转载于崔红芬：《西夏遗僧慧觉考略》, 《黑水城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2009年，第197～209页。

②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 《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③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第2册，2006, Xix3.15C。

④引自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91～292页。

⑤《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见《大正藏》卷10，第849页上栏至851页下栏。

⑥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16～354页。又，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部《三代相照言文集》，署为节亲主慧照和道慧所编，题记的西夏文和译文如下“:。”（净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净信助发愿僧道慧，新集活字者陈顷金。）这里提到的“节亲主慧照”应该与“慧照大师沙门道安”为同一人。

⑦史金波：《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 《文物》1982年第4期。

⑧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144页。

①《释氏稽古略》卷4，载《大正藏》卷49，第886页上栏。

②道安对《初学记》“欲得不遭欺诳，莫离十地三乘”一句的注释。《中华大藏经》第71册，第30页。

③К.Ю.Солонин, Обретение учения, Традиция Хуаянь-Чань в буддизме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с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7。

④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л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3.

⑤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л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

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卷，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

⑦这5部译著于近年均经过初步研究，其版本脉络已经基本清楚，所以本书的解读重点放在西夏文和汉文的对译上面。

⑧通行汉本作四卷，系后人因原书字数过多，故将原上、下二卷各自再分为一、二。

①聂鸿音：《〈禅源诸诠集都序〉的西夏译本》，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②聂鸿音：《西夏文〈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初探》,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八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③孙伯君：《西夏文〈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考释》，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孙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金师子章云间类解〉考释》, 《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60～74页。

⑤《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第692页下栏。

①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 《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段玉泉：《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论》，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四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4）》, 《东洋史苑》第70、71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2008年；段玉泉：《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③邓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 《中华文史论丛》第95辑，2009年。应该承认，把“慧海”勘同“周慧海”时会遇到一个稍难解释的问题，即功德司副周慧海的工作是翻译藏传佛典，而妙喜寺的慧海翻译的却是汉传禅宗著作。

④西夏姓氏“没藏”，一般作“)”。

⑤党项姓名除“嵬名”外尚不能确切解读，所以这里一概采用字母转写。转写形式据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①聂鸿音：《〈禅源诸诠集都序〉的西夏译本》，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