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洛阳文学

从秦朝到两汉，河洛地区以特殊地理位置始终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为秦汉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汉时期，虽然政治文化中心在关中，但洛阳作为关中地区屏障，政治军事地位受到统治者特别重视。刘秀从南阳起兵，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政治文化中心东移洛阳。洛阳城建规模宏大，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大都会。班固《东都赋》、傅毅《洛都赋》、张衡《东京赋》等，对当时洛阳繁华盛世、舞乐百戏、礼仪制度等作了生动的描绘，是研究汉代洛阳文化的史料。随着东汉文人士子游学风气兴盛，全国各地文人墨客游于南阳与洛阳，往来于河洛。东汉建武五年（29）创立的太学，学生最多时达3万。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汉代重要文化基地。特别是汉灵帝光和元年（178）鸿都门学设立，其中诸生能尺牍、辞赋的成百上千，成为汉代文学艺术人才的宝库。洛阳鸿都门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官办文化艺术学校，对汉代文学艺术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预示着文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汉赋体制分散体大赋、骚体赋、抒情小赋三种，散体大赋是汉赋代表。散体大赋的内容主要描写京都苑囿建筑之宏、帝王游猎之盛、山川林木之美和舞乐百戏之繁，体现了汉朝的声威和气魄，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的形象体现。散体大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夸饰铺陈的手法，体制宏大，语言华美，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汉代诗歌以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汉乐府民歌继承了先秦《诗经》现实主义传统，这些作品全面深刻地表现了汉代河洛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

汉代河洛文学的代表首推“洛阳才子”贾谊。他的《过秦论》，大气磅礴，情采飞扬，被誉为西汉鸿文；《吊屈原赋》和《鸟赋》，情感激越，颇富哲理，又被誉为汉代骚体赋的最高成就。《吊屈原赋》继承了屈原宋玉抒情言志的创作传统，以铿锵的艺术形式，不事雕琢又辞采华美的语言风格，抒写了孤愤难平的思想情绪，开启了汉代骚体抒情赋的先河。其后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严忌《哀时命》等抒情赋名作，均明显受到贾谊赋的影响。贾谊赋善于继承和创新，句法整齐，音韵和谐又趋向散体化，显示着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预示着汉代散体大赋时代的到来。

在洛阳的名家和在洛阳写就的鸿篇巨制不胜枚举。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班彪、班固、班昭三班洛阳著《汉书》，成为千古佳话，班固的《两都赋》极力夸饰东都，张衡精思傅会作《二京赋》成为长篇之极轨。王充批判虚伪浮靡；蔡邕文章清丽典雅；赵壹《刺世嫉邪赋》怒发冲冠；蔡文姬《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饱蘸血泪，等等，共同描绘了洛阳雄浑博大的文化底色。

张衡的辞赋结束了汉大赋时代，开启了魏晋抒情小赋的先声。汉赋的两次转折，都以洛阳作家或在洛阳创作的作家为代表。汉代政论散文以西汉初年最著名，代表性作家有洛阳贾山、贾谊。他们的文章继承战国纵横家文风，气势充沛，析理透辟，具有雄浑刚健的风格。针对汉初社会形势发表看法，或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或主张抗击异族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统一，或重视人民力量，揭示社会政治危机，提倡仁义之治，皆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汉代诗歌主要分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两大类。汉乐府中的《孤儿行》《桓帝时京都童谣》《灵帝时京都童谣》《颍川歌》等均产生在河洛地区。这些民歌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鲜明地表现了河洛民众的思想倾向。随后文人诗创作日益突出，出现了梁鸿、张衡、朱穆、秦嘉、宋子侯、蔡邕等著名诗人。其他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等，虽不敢肯定其作者是河洛文人，但它们反映了生活于洛阳的文人共有的思想感受，对认识当时洛阳文人生活和思想风貌有重要意义。河洛地区的笔记也值得关注。洛阳虞初的《周说》记有许多灵异神怪的故事，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显然有明显影响。

两汉河洛作家的创作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充实，思想深刻，反映了从秦到两汉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情感丰富，生动鲜明地表现了复杂深刻的精神世界，为认识河洛文化的深厚底蕴提供了借鉴。此时，河洛作家已显露出家族文学气息，如贾谊、贾捐之等，为六朝时期家族文学的兴盛开了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