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河洛思想的结晶《道德经》
先秦时期，《道德经》和《周易》共同开启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在春秋以来的思想文化史上，只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才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相比肩。特别是《道德经》修身养性的哲理思想，对历代中国文人的人格养成和处事行为，产生了潜在的、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很多伟大作家和作品，隐隐约约有老子思想的影子，尤其是积极入世颓败了的文人创作，多以老子思想为排遣，又以老子思想来磨砺。
一 老子生平经历
老子是周平王迁都洛阳后的周王室“守藏室之史”，长期在王室，居洛阳，《道德经》也著于洛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说姓老，名聃，字伯阳），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颇为简略。《庄子》《礼记》《左传》《孔子家语》《列子》等对老子的生平仅有片段记载。据这些记载推断，老子是春秋时期陈国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471年之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携带大量典籍逃奔楚国，其中也包括老子所管理的图书，他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老子居鲁时，孔子多次登门向老子求教。公元前501年，老子居住在沛国，孔子当年51岁还觉得没有闻道，于是就南去沛国拜见老子。老子晚年返回故里陈国定居。公元前478年，陈国被楚国所灭，老子被迫逃亡他国，最后客死秦国。
当前学术界对老子以及老子创作《道德经》的情况，虽然文献出土和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仍然有很多争议不决的地方，但大家对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几乎没有疑义。孔子曾经到周洛阳都城向老子问礼[6]，老子回答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离开周都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7]孔子问礼一事，发生于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孔子通过鲁国旧贵族南宫敬叔的关系，获得鲁昭公的准许和一车二马的支持，千里迢迢到了洛阳，向老聃询问礼乐。因此可以确证老子在洛邑做守藏室的管理员很长时间，其治国修身思想和道的哲学思想也孕育于洛阳。
老子研究道德，其学说以自隐无名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到周朝衰落，于是离开。到了函谷关，应关令尹喜请求，老子写了《道德经》，分上、下两篇，阐述有关道德的内容5000余言。大家对《史记》中的这段记载也没有太多质疑。[8]
综上所述，《道德经》著于洛阳，应该没有问题。另外，台湾话是闽南话，台湾人却称之为“河洛话”，意谓台湾话就是古汉语，就是古代河南洛阳地区汉人使用的语言，是汉字所记录的“最纯古汉语”。与五胡乱华后所形成的近代汉语普通话相较，台湾话依旧保有平、上、去、入分阴阳“四声八调”的“汉语基因”，依然保存“前位移音”“连读变音转调”的汉语特色。考证于《道德经》里的用语及押韵韵脚，可清楚地显示《道德经》写作所使用的是河洛地域的古汉语。[9]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表里之间。所以，可以确论《道德经》是河洛文化长期孕育生发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二 《道德经》对中国文人人格心理的影响
《道德经》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是“道”。“道”是不可言说的浑成之物，以自然而然为法则。最能体现道的德性是水，不争、柔弱、处下是最基本的原则和规范。修身养性的核心是虚静，寡欲知足、和光同尘、专气致柔就能长生久存。治理国家的准则是无为，就像烹调小鱼不要随便翻动一样，不扰乱人心、不违背民性和自然规律。《道德经》思想深奥，语言优美。战国中期以后，以《道德经》思想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道家、道教两大学术文化系统。道教的思想之根在《道德经》。《道德经》思想是具有世界性的，欧美学人译者、推崇者很多；同时也具有超越性、现代性，其中蕴含的修身治国思想对历代中国文人影响很大。在形成文人入世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个人修炼、追求超越的人格境界方面，《道德经》的影响无可替代。
主要体现在以水的品性为德性的基础和以清心寡欲为修身要务。首先，老子认为以若水之善为德性之基。“道”幽隐而没有名字，老子“字之曰道”“为之名曰大”，是假名以立说。“名”来自人的命名行为，产生于一种分辨的意欲，即通过赋某物以“名”而将其与他物区别开来。老子讲“道常无名”，不仅在于“道”是浑然一体的、无限的、不可分割的而无法命名，也意味着对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和治世方略的反思，对其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批判。老子认为，德、仁、义、礼之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是人们丧失“道”之后才有的。尤以礼为甚，是忠信失落的表现，为祸乱天下之首。预设种种礼仪规范，是道的浮华，也是愚昧的起始。因此，要舍弃浮华的礼，而取用厚实的道与德。老子所倡导的德，不是人为的德，而是道在事物中的显现，是事物得于道的体现，是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上德”“玄德”。《道德经》[10]中讲德，作为表示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范畴，大约有两种意义：一为否定性的，即“失道而后德”之德；一为肯定性的，即“道生之，德畜之”之“德”。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同“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重积德则无不可”的“德”，都是源于道而为事物本性的德。这层意义上的德与道实质相同，因此，道家也称为道德家。
道之落实于事物而为德，是事物的本性。故凡依其本性或体现其自然特性的行为，就是最高的善。自然事物的运化变迁，与人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有动机的行为不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故最能体现其得之于道的本性。最能体现“道”德性的，是水。水的特性和作用接近于道，几乎与道一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衣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虚怀处卑，接纳万物的回归；水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处于众人所不愿处的卑下之地，因而接近于道。所不同者，水有形而道无形，水可见而道不可见；所同者，则在其德。水所体现的德，举其大者，即善利万物、不争、处下、柔弱。不争、处下、柔弱是老子所主张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争，就是不与其他事物相争，不逞强示能，如善于做统帅的不逞勇武，善于战斗的人不发怒之类，是合于天道的最高准则。不争，就不会受到埋怨和谴责；不争，天下就不能与之相争，而善于取得胜利；处下，就能够容纳一切，而为万物之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因而，圣人欲在平民百姓之上，就要言语卑下谦恭；大国要取小国，就要在小国之下；小国欲取大国，就要自处于大国之下。柔弱，就能长久地生存，就能攻坚克强。“道”是天下至柔之物，而能够在天下至为坚硬、坚固之物中纵横驰骋。水也一样，天下没有什么事物比水更柔弱，也没有任何事物在攻克坚强的事物方面胜过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它，所以老子感叹：“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其次，老子强调以清心寡欲为修身之要。老子的“道”，是天地自然之道，治国取天下之道，也是安身长生之道。“道”之所以可贵，就是有求则能得，有罪而可免，祸患可除去。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对身体的死亡、形质的消逝，似乎并不在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人要去除祸患，就要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有祸患凶咎，都因为不知道满足，希望获得名声与财货。人之所以不知足，一方面是外在的诱惑，如音乐与美食，能让过往的客人停留一样；另一方面则是内在的欲望，过往的客人能让音乐与美食留住，还是因为有听与吃的欲望，而这才是不知足的根本。知足，就要从自身做起，“少私寡欲”。“少私寡欲”就是减少、去除各种与公众不同的私欲。私欲就是个体独有的欲望，也是与道、德相悖的各种欲望。因为道是至公的，与道不符就是私。这些私欲，就是除最简单、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的所有欲望，包括五色、五音、五味之类，也包括名声、财货之类。人不可以追求声名、财货、地位、荣宠，因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声名之类的外在之物，与身体或生命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也不可常保，故不可求、不当求。进一步说，各种智虑、知识乃至言论，都要去除。从言论来说，知“道”的人不说，而说的人则不知“道”。智虑或知识，总会带来相反的东西，“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寡欲知足、绝智弃言，都是贵身之举。真正的贵身，则要“无身”。人有祸患，源于“有身”。“无身”不是要弃身或忘身，而是要抛除一切可能引发祸患的生理的欲求和心理的、智虑的因素，所谓“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而达到与“道”同一的状态。这样就能超出亲疏利害贵贱之外，而为天下所贵。寡欲知足、绝智弃辨之类，都是阻断对外在事物的欲望，养成对待外物和人自身的恬静态度。涤除一切欲望、智虑等，而能够观道、见道，达致与“道”为一的境界。道家重“观”，道教徒的聚集、修炼之所称为“观”，缘由即在于此。观道即见道的状态，是神秘主义的，也是智慧清明的，因为处在这种状态的人洞观到了宇宙的奥秘。
老子所推崇者，是玄之又玄的“道”，是自然无为的政治，是见素抱朴的人生。老子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广为人知，更没有被付诸行动。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思想，但到汉武帝时期就被儒家思想所取代。直至清朝覆亡，政治、社会、伦理领域儒家独尊的局面从未改变，老子和道家思想退居幕后。[11]但老子思想后来被道教吸收和转化，流行于民间，对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化了文人创作对世界和自身关系的认知，增添了文学作品的哲理深度和思想魅力。
三 《道德经》的文学价值
在春秋中叶，文人个体创作，在老子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诗经》中大多数诗篇是民间创作，个别可以知道名字的，如许穆夫人等，也非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道德经》的出现，意味着民间和集体创作向文人个体创作的过渡。
《道德经》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鲜明的形象性。《道德经》是哲学著作，但作者常常不是以逻辑的形式，而是以鲜明的形象来表现哲理。如他用水来喻理，“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常用一系列形象事物集中说明一个道理，用排比的句子代替逻辑上的逐层递进，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语言简练，骈俪和谐。《道德经》五千言，分道、德两篇，每篇由若干段格言性质的文字组成。它的句子是散句，多者七八字，少者一两字，常常夹以用韵自由的韵语以及对偶或排比，达到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有很强的哲理意味。无意于雕琢文字，但由于刻意追求思想充分准确的表达，采用互文见意的方式，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等。这些句子对偶工巧，言简意赅，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美感和感染力。大量使用排比、联珠等修辞方法，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层出不穷而又变化多端的句法，思想得以充分完整地表达，行文气势宏肆奔放，大大增强了作品的魅力。
总之，成书于洛阳的《道德经》，是河洛文化孕育的精品之作，凝聚着上古河洛人民的思想智慧，并成为一颗璀璨的星，永恒闪烁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天空；其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是河洛文学的一块丰碑，标志着河洛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李德方：《黄河岸边是黄帝老家》,《洛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4]蔡运章：《河图洛书与古都洛阳》,《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郭康松：《〈诗经〉 所反映的河洛文化》,《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7]（汉）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见《史记》，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93—494页。
[9]谢魁源：《〈道德经〉 暨 〈离骚〉 韵读印证河洛汉语之古老》,《闽台文化交流》2009年4月（季刊），总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