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经》中河洛诗篇的文化史意义

先秦洛阳文学最重要的内容是《诗经》中收录的诗篇。《诗经》创作地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以镐京、洛阳为中心，向南扩展，与夏商周三代的文学中心与版图的地域迁徙趋势大体一致。

西周初期，周公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中原及东方诸侯。周南便是周公统治下的南部地域，疆域北到汝水，南到江汉合流的武汉地带。今河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周南的领域之内。“周南”的首篇是《关雎》，关于此诗所反映的地域，我们可从“雎鸠”与“河”两词的解释中加以确认。这首诗是描写黄河流域中原儿女的恋情，也是河洛地区劳动人民生活的集中体现。至于“召南”，学术界普遍认为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自的治理情况反映在国风里。那么“周南”就是周公所治理的南部地区，那么“召南”就是召公所治理的南部地区，北界到达河洛地界，南部到达楚地，以陕州（原属洛阳所辖三门峡）为中线而分之，今三门峡市西部的一小部分当属其内。《周南》和《召南》中的部分作品属于河洛诗歌。《王风》中的“王”，是王畿的简称，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大致包括以洛阳市为中心，周边的偃师、巩县、温县、沁阳、济源、孟津一带，所以《王风》10篇属于以洛阳为核心区的河洛诗歌。《郑风》多系东周作品，春秋时代郑国的统治区大致包括今河南的郑州、荥阳、登封、新郑、许昌一带，所以，《诗经》中出自河洛地区民歌的应包括《王风》的全部、《郑风》的大部分和《周南》《召南》的一部分。

一 孕育《诗经·王风》的河洛沃土

《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国风》反映出周代不同地区的社会风情。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汇聚地，是当时王权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发达，是滋养《王风》的沃土。

《诗经·王风》是我们研究东周河洛文化的主要文献资料，最集中地描绘了东周王室洛邑一带人民的社会生活。河洛礼乐文化是春秋时期河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王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风》产生的河洛地区，是礼崩乐坏背景下，沦落得与诸侯无异的东周的统治地域，礼乐制度保持的比较完整，仍然保留了浓厚的礼乐文化气息。周王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统治阶级不得不加重徭役，这导致饥荒之年，民怨载道，人们流离失所，这是《王风》创作的社会背景。

先秦时期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促进了先秦河洛地区文化的繁荣，推动了河洛礼乐文化发展。《王风》与先秦时期河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与不同河洛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周洛邑王城畿内六百里地，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谷盆地地形。伊河、洛水、瀍河、涧水四河在此汇入黄河。河洛河谷盆地的周边地形复杂多样，丘陵、山地、河滨等都是上古诗歌产生的区域。河洛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雨热同期，适宜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的生长。东周时期的河洛地区，承继夏商西周文明，农业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支柱，人们生活相对丰富。农事活动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在《王风》的诗歌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以农作物起兴的诗歌。如《黍离》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起兴表达对故国之思，《兔爰》以“有兔爰爰，雉离于罗”起兴，抒发生不逢时的哀叹。此外，《君子于役》中的鸡、牛、羊家畜，《丘中有麻》中的麻、麦、李等农作物，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农事生活的丰富。冬季和初春的农闲时节，人们就会祭祀、集会和游乐，而这些集体活动都有一定的礼乐规范，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很多的诗歌是在这样集会的活动中产生的。

二 勇于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风》10篇中，《黍离》是周室衰微后诗人的怀古之作。《黍离》的第一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是一篇抒发怀古之幽思的作品。大约是西周灭亡后，其旧臣公差走到故都，看到昔日繁华的镐京已被夷为平地，长出茂盛的庄稼，因而发出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感慨。诗篇以充满痛苦忧愤的旋律，震撼人心。“黍离之悲”作为亡国之思的代名词，成为古代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对后世爱国主义抒情篇章的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

《君子于役》和《扬之水》是王室衰微、战乱频仍导致徭役繁重的作品；《葛藟》《中谷有蓷》和《大车》都是世道衰落的乱离之作；《兔爰》是怀古伤今之作。

《君子于役》妻子思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文中的“不知其期”和“不日不月”二句，写出了戍者服役时间长，不知道归期。这与《扬之水》中的“曷月予还归哉？”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一句三章反复咏叹，可见戍者怨思之深。此诗是征夫之辞，而《君子于役》为思妇之辞。二者表达的思想情感虽略有不同，但都反映了当时徭役之重。《王风·葛藟》在哀叹中让读者想象到满目伤乱离象，以及民不聊生，为求生计，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惨状。描绘了流浪者的心灵感受，当他看到河边的“绵绵葛藟”时自然想到自己与亲人隔离，所谓“终远兄弟”正是指此。为求得他人的同情，他只得称他人为父母兄弟，而他人却“亦莫我顾”“亦莫我有”“亦莫我闻”，反映了世态炎凉对流浪者心灵的打击。饥荒之年，妇女被丈夫所遗弃，见到益母草的干枯，想起自身的遭遇，遂忍不住发声悲叹“遇人之不淑”。《中谷有蓷》中，弃妇以“蓷”自喻，言蓷遇水而伤，“始则隰，中则脩，久而干。”就像丈夫对自己的情感，“初己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于相弃”。

多乱离之作的《王风》，体现出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宗法伦理关系的沦丧，直面现实的悲惨，表达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切感受，是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早期开拓。

三 君子形象的塑造和忧患意识

“君子”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的寄托者，也是儒家治世伦理道德的践行者。“君子”一词在孔子之前就被提到，到孔子时，赋予“君子”美好的道德品格和文化理想，逐渐成为儒家具有政治追求蕴涵的形象。

《王风》中《君子阳阳》《君子于役》塑造了先秦时期河洛先民的君子形象。《君子于役》中“君子”共出现四次。这里的“君子”是儒家恪守礼乐的“君子”,“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树，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君子”久役不归，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归期。“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是田园农家生活的状貌。这里的“君子”俨然一个为国舍家的“没落贵族”，或者是妇人对丈夫的美称。当然，能否如此解读，值得思考。

在孔子的治世思想中，君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像王公们那样生来就有封地俸禄等生活保障，也不像平民群体那样要通过生产来获取生存生活的资料，可以说他们是脱离了具体生产的无产群体。这个群体在孔子的礼制世界中有着特殊的使命，是君王的辅佐者、百姓的治理者，是百姓与君主之间的一个桥梁。而在孔子之前，君民之间是否有这样的君子呢？有学者认为，《君子阳阳》中的“君子”为君分忧。这种说法与孔子所说的“君子”人格有相似之处。

《诗经·王风》体现了春秋时期河洛先民的天命天道思想发生转变，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对天命产生怀疑，有意识地把天命思想和民意联系起来。《王风》大多数诗篇深刻地反映出政道沦丧之下人们的反思，同时也反映了周人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体现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家园的思念。

《王风》中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含蓄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体现了“天地之中”的河洛中和思想。虽然郑、卫、王三国同属中原文化区域，但三国诗风有着明显的差异。卫诗深沉，多怨刺之作；郑诗奔放，多为所谓的“淫诗”；而王诗是“怨而不怒，乐而不淫”的，这种“哀怨”是对国家的忧思，也是对礼乐文化影响下和平盛世的期盼，尤其是洛阳地域先民重礼尊礼的风气与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现实的冲突，造就了河洛先民复杂的文化心理。因此，才会有王诗的“怨而不怒”。

《王风》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周代河洛文学的基本内容和风格。周室之初，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到成王之时，周公营建洛邑，作为会见诸侯的地方。从此即称丰镐为西都，而洛邑为东都。及至平王迁都于东都洛邑，从此周王室地位渐趋卑微。所以，也才有著名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里记载吴公子季札对《王风》的评价：“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王风》中大量的诗篇均有深刻的反思，但又不失泱泱大国之风度，同时也融入了河洛百姓的凝重和幽深。

四 热烈大胆的爱情追求

首先，《郑风》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纯而自然，具有大胆泼辣和忠贞执着的特点。如《郑风·褰裳》中少女告诫自负的恋人说：“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你如果多情地想念我，就该提起衣裳涉水过溱洧河。你如果不想念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你真是个傻小子！语言直率、大胆，表现了姑娘的率真个性。《郑风·溱洧》写春水渐涨时女子主动邀请男子陪她游春：“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大致意思：“去看看吧！”士曰：“已经看过了。”女又劝：“再去看看吧，洧水边上宽敞又欢乐。”于是士应邀前往。女子态度主动大方，充满自信。《郑风·风雨》写情人相见的快乐，“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见到情人有什么不如意，有什么不喜欢呢？在《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和《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中，爱情简直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王风·丘中有麻》《郑风·野有蔓草》写青年男女的相恋，或留栖于丘麻田中，或偕藏于蔓草丛间，率直、浓烈、奔放之情溢于言表。《王风·大车》 “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活着不能同生活在一室，死了也要与你共处一穴，假如你不相信的话，那么就让头上的太阳为我们做证！态度何等坚决！《郑风·有女同车》描写了一个男子与一个美女同车而作诗赞美她，称赞女子的面貌“颜如舜华” “颜如舜英”，女子的走姿是“将翱将翔”，她的佩玉是琼琚，发出“将将”的声响，她“洵美且都”，使人“德音不忘”，爱情表达得浓烈直白。

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也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进步，婚姻制度和男女往来，较为自由开放。他们的爱情往往建立在男女相互吸引的基础之上，像《卫风·氓》和《邶风·谷风》这样哀伤凄婉的“弃妇诗”在河洛地区很少看到。相反，却有不少表现两情相悦的轻松愉快之词。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等等。《诗经》中河洛地区的爱情诗歌数量众多、感情炽热，河洛地区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女性，态度之大胆、性格之泼辣，也是其他国风作品无法比拟的。她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所爱之人的炽热情感，从赞美爱慕到求偶结合，无一不具有火辣的情怀、奔放的个性和充分的自信。爱情的境界也因为有了生命意识的渗透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如果《诗经》爱情诗中缺少了河洛地区诗歌中热烈奔放、不受约束的率直之美，单从文学的角度说，是很难具有今天这样光彩照人的艺术魅力的。

其次，表现了人伦之美。商周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小农家庭为细胞的社会，婚姻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宗族关系。河洛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先进文明。《诗经》中河洛地区重婚礼、重夫妻之情、重生育的观念，反映了上古时代夫妇和睦，子孙繁衍，生生不息的人伦理想，是《诗经》婚姻家庭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视婚礼，重夫妻之情。夫妻关系是人伦的开始。《王风·君子于役》: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丈夫却不能回来，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勾画了思妇对远征亲人的关心、忧虑和思念。《郑风·女曰鸡鸣》则似一幕家庭生活小剧，“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了夫妻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的美好和睦生活和充满温馨的爱恋。《诗经》中的婚姻家庭诗以河洛地区的最有特色，也最温馨感人，对后世亲情诗影响深远。其中有些诗句、词语后来还变成了典故，如《郑风·女曰鸡鸣》的“琴瑟”指夫妇，《周南·桃夭》的“于归”则指女子出嫁等。

爱情中不乏中和之美。《诗经》中《周南》《召南》多婚姻祝颂之辞，其音乐曲调自然雍容和雅，同“雅”相近，是河洛地区中正平和诗风的代表。虽然《郑风》以大胆热烈的情诗著称，但《叔于田》《有女同车》《女曰鸡鸣》《将仲子》也较为含蓄委婉，尤其是《将仲子》诗风和顺委婉，绝无大胆莽撞，可谓“乐而不淫”的典范。“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方面，姑娘担心男子“逾墙”“折桑”有违礼义和“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诸多“可畏”；另一方面，又满心期盼与心上人私会，一唱三叹的“仲可怀也”充分表现了对爱情的渴望。这种有节制的情感表现，体现出在情感与礼法的自然冲突中“以情克礼”的中和之美。应该说，后人对《诗经》“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风定位，是与河洛地区中正平和的诗歌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的，因为我们在其他国风中很少看到上述风格的作品。相反，语含激切的诗却很多，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的受禄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魏风·硕鼠》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揭露他们的贪婪和残忍。

温柔敦厚思想一直是儒家所提倡的至高审美理想。河洛地区诗歌既不抹杀男女正常的相悦之情，又将它置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道德法则之下，呈现出一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之美。《郑风·遵大路》虽是弃妇诗，但并不悲怨，却有着旧情难断的执着。即使像《王风·中谷有蓷》这样的弃妇诗，也只是以旁观者的口吻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比《邶风·谷风》《卫风·氓》以第一人称的直接倾诉显得更平和。中正平和是人性之美的体现，和谐更是古今社会一贯追求的理想生存状态。农民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斥责，女子对母亲的反抗，世人对统治者荒淫行为的讽刺，都是艰难困苦时的不平之音，当鄘、唐、魏、齐之地的人以愤懑、激切的情绪，表现着特殊境地中的人性之“真”时，河洛诗歌却以中和、温婉的取向，表现着人们在常态中追求的人性之美，为《诗经》“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诗风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诗经》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艺术表现手法，一直影响着后世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举世瞩目，其中《王风》《郑风》等产生于洛阳及周边区域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精神，既承载着河洛礼乐文化，又在诸多方面塑造了后世儒家文化所规范的伦理道德；在人伦和个性表达上，既体现了中和有度的美学思想，又不乏热烈大胆的爱情追求。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中国诗学的内涵和中国文学的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