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校和老师哺育我成长

入学之后，我的第一位二胡主科老师是陈振铎教授，他是刘天华先生的直传弟子，上课时经常会讲到刘天华改进国乐的事迹，比如在教《光明行》的时候，他说到当时很多人看不起二胡，说二胡的声音悲悲切切、萎靡不振，刘先生为了让人们了解二胡，证明二胡的表现力，所以写了这首进行曲风格的《光明行》。他还讲到刘先生为了改进国乐，为了让国乐跟西洋音乐平起平坐、不被歧视，成立了国乐改进社，在当时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为国乐的前途艰苦奋斗，做出了惊人的成绩。通过陈先生不断地言传身教，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觉得刘天华太伟大了，他就是我的偶像，我将来也要做这样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陈振铎先生学琴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树立了为民族音乐事业、为二胡艺术事业奋斗，努力攀登高峰的事业心。这颗事业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坚定，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它一直支持着我，克服生理和心理的各种困难，争取在有生之年为传承和传播二胡艺术多做一些工作。

我非常感谢党和国家为当时的中央音乐少年班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环境。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很困难，政府为了培养青少年人才，竟然全免学费和食宿费用。当时的生活细节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饮食起居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不仅如此，练琴还有琴房，对比入学前我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我只要拉琴就影响弟弟妹妹做功课，为此我只好到门外拉琴。夏天还好，冬天在户外就很冷，练琴时非常辛苦。面对学校这么好的条件，可以在单独的琴房自由自在地练琴。由于我非常酷爱二胡，所以只要一有空就跑到琴房拉琴，当时每天都能挤出时间练七八个小时二胡，星期天可以练十个小时。20世纪50年代没有冷气设备，夏天练琴时间长了，经常被汗水湿透了衣衫，最热的天气，甚至连裤子都湿透了，如果某一天由于有事只能练四五个小时，就觉得练少了，想第二天再多练点弥补损失。今天的年轻人也许理解不了我当时练琴的状况和心情。

由于刻苦努力，我在专业上进步很快。当时二胡的教材非常缺乏，陈振铎先生教我拉刘天华的47首练习曲，一堂课就拉完了，老师非常满意，但是再也没有其他二胡练习曲了，于是我就借小提琴和大提琴的音阶、练习曲在二胡上拉，音域不够就翻高或翻低八度，照样可以练习。外国作曲家的许多小品非常适合用二胡演奏，如：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圣-桑的《天鹅》、柴科夫斯基《拿波里舞曲》、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等，这些乐曲优美动听，让我越练越有兴趣，后来还练习一些快速小品，如：罗马尼亚民间乐曲《霍拉舞曲》《云雀》，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野蜂飞舞》，以及有些乐曲的快板选段，如：《查尔达斯》《流浪者之歌》等。我这样做了之后，被陈振铎先生知道了，他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支持，他说：“我们二胡的教材实在太少，你能找这么多外国的乐曲来练习很好，刘天华也很重视学习西洋的东西，这样做有好处。”

我的第二位二胡主科老师是丁珰先生。丁先生是一位兼学中西且富于创造性的老师，他早年学习小提琴，后随蒋风之先生学习二胡，他不但支持我练习小提琴的音阶、练习曲和外国乐曲，还鼓励我阅读有关论述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文章和书籍。丁先生为了补充二胡教材的不足，把板胡曲《灯节》《赶会》、中胡曲《草原上》《牧民归来》、四胡曲《影调》等其他弓弦乐器的独奏曲，移植到二胡上作为教学使用的教材。丁珰先生的开创性意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教导和启发之下，我也开始移植中国作品，如：《新春乐》《新疆之春》等。当我听到小提琴演奏《新春乐》中的快速十六分音符乐句……时，那种发音的清晰度和颗粒性，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就在二胡上尝试模仿小提琴快速自然跳弓的发音效果，通过不断摸索，逐渐掌握了二胡快速自然跳弓的技法。

正是由于陈振铎先生和丁珰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影响，鼓励和支持了我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我在学习过程中独立思考并进行探索，因而才使我逐渐培养了从事二胡艺术不可缺少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对我的成长和一生的二胡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从一个酷爱二胡的穷孩子，走上了从事二胡艺术的专业之路，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母校和老师对我的关怀和哺育，所以我衷心感恩母校，感恩各位老师们对我的培养。在陈振铎、丁珰二位主科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二胡学习成绩不断提高，1958年附中毕业考试时，我的二胡主科获得了全班的最高分（5分）。从1955年入读少年班到附中毕业，历经三年系统的专业学习，为我一生从事二胡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