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知识变得可感
戏剧可以承载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因其本身兼具理性和感性。教学的永恒困境是，用语言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用理性说明显然超越理性的东西。我在戏剧课堂上和排练中发现了解决这种困境的可能性。
戏剧的学习方式，是体验式的学习，首要的事是让知识变得形象、生动，从而成为容易被感知的对象。这也是主客体融合的重要条件。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其中不可言说、不可教授之处更多（主要因其具有模糊性和全息性的特点，将在第二部分详述）。这使得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学习起来难度更大。
我们的思维日益西方化，追求以逻辑求证的方式；而东方哲学描述的是生命体验，是一种意象感知。值得深思的是，近一百年，当我们学习西方的理性分析和科学求证时，西方的哲学家、艺术家却开始探索东方，掀起了“反理性”思潮，极具颠覆性，甚至喊出“最大的迷信是对科学的迷信”。
诚然，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求证方法。若把生命比作一朵花，西方人就像用手术刀来解剖，将它分成不同的部分，并用显微镜查看细胞，用物理仪器检测性质，再以化学试剂试着改变它。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很多研究报告，只是手中不再拥有一朵完整的花了。而古代的东方人拿着这朵花，与它在一起，以自己的生命来感受它，并且拓展它，让它不再只是一朵花，而是宇宙的浓缩。这个过程如此玄妙，以至于缺乏此种体验的人无法理解。
自新文化运动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日益西方化了。荣格在《金花的秘密》一书中论述了西方人为什么难以理解中国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当代中国人的心声。
科学作为工具固然并非完美，但毕竟非常宝贵且具有优越性，只有当它要求把自己当作目的时才会显示出危害。科学必须做臣仆，一旦篡夺王位就会做错事。它必须服务于其他科学分支，因为每一个分支都因其自身的不充分而需要其他科学分支的支持。科学是西方精神的工具，依靠科学可以比依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科学属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理解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的时候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然而，正是东方把另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传授给了我们，那就是通过生命去理解。
对于荣格所说的这种方式，我们只有模糊的认识，认为它是由各种难解的术语渲染出来的一种朦胧的情感，因此，我们欣然给这种东方智慧加上引号，但如此一来，我们便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实事求是”。事实上，东方智慧都是基于中国思想精英的实修洞见，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
抽象型的知识，仅用文字表述，让人理解起来倍感艰难，因为人很难想象超出自己阅历和经验的事物与概念。让知识变得可感，对于以“模糊性”为重要特征的中国文化来说，尤为重要。抽象哲理，比如“道”和“无为”，我们能够讲得明白吗？能够教授给孩子吗？能够让孩子不仅理解，而且在生活中运用吗？毕竟，成年人即使头脑理解了也很难进行实际的运用，仅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难以转化为生命智慧。戏剧式学习想探索的正是知识作用于生命的方法。
为此，空剧团做过一个实验：以戏剧的方式学习老子的“道”。
“你们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我问。
“不知道。”孩子们回答。
想探求“道”是什么，从这里开始，那就是：不知“道”。
孩子们从响山的花园里，进入一片黑暗，瞬间迷失在这个熟悉之地。他们手拉手，摸索前行，经历了不同空间。平时熟视无睹之物，此时在感知中都变得新奇甚至恐怖。他们最后的依靠——伙伴的手，也被要求放开。一个广阔安全的美好地带承载着他们，而他们多数人畏首畏尾、惶惶不安，也有胆大的竟想爬上树。一朵花、一块海绵也会让他们一激灵。对于递到手里的东西，有的人接下了，有的人始终抗拒。这是一场人世的隐喻，作为观察者和保护者的几位老师都深深感叹。
当“重见光明”之时，他们的眼神让我震动，那是真的在看！比婴儿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显得更明确、更明亮、更有意识。半年后的今天，我对他们眼神的记忆还如此清晰。在那个时刻，有个声音强烈地在我内心响起：让我像孩子一样看世界吧，每时每刻，像小孩子一样看世界吧！
作为婴儿睁眼看世界的那个时刻与感受，我们早已经忘却。但此时此刻，这种感受被清晰地“复原”了。我以手势示意他们安静，让他们享受一下他们尚不知其意义的重大时刻，这样的时刻在人生中不会很多。
随后，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不知道……”他们说，带着一种甜蜜的迷惑，一种无知的清明。
我们不知“道”。“道”这样一个中国文化中最高深的字眼，怎么会天天出现在我们最日常的语言中？这似乎是一个神圣的提醒——提醒我们对于“道”的无知。这无知并非导向对“道”的敬畏，而是通向“道”的大门，大门就在无知中敞开。
“你们知道刚才走了多长时间吗？”
“五分钟？十分钟？”孩子们这样猜。连其他老师都觉得只有十分钟。
“三十分钟。”我平静地公布答案。
所有人发出一声大叫。时空在感知中被重构了。
带着“无知”引发的兴奋感，孩子们回到了教室。
“刚才你们都说不知道，现在你们想不想知道，知道的‘道’到底是什么？”
“想！”孩子们的声音里饱含渴望。作为老师，我常常需要抑制突然被引爆的巨大感动。我想起一个禅宗故事，当时并没有讲给他们听。
一个求道者问禅师怎样可以开悟。禅师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他的头按到水盆里。
当他抬起头，禅师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开悟。”说完，他的头又被按进水里。
起来时，禅师又问：“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开悟。”虽然已经半死不活了，他还是顽强地说道。
他的头又被按进水里，更长时间。
禅师再问：“你想要什么？”
他全力地挣扎出来：“空气，空气！”
“如果你此时像渴求空气一样渴求道，你就会开悟。”禅师答道。
有多少人会像渴求空气一样渴求道呢？
所以，孩子们带着强烈渴求的稚嫩声音，点燃了我。这就是在教授孩子们的过程中我经常感觉被赐予更多的原因。如此纯净的生命，涌动着无限的生命原动力，而我竟有幸与他们在一起若干年，又怎能辜负这样的时光？我又该怎样帮他们认出并保持生命中最闪亮的品质，不让它们随年岁徒增而枯萎，而是越发丰盛地绽放？
“道”到底是什么？戏剧课该如何处理“形而上”层面？如何以“有形”抓取“无形”？为内容匹配最适宜的形式，是课程设计的难点，也是艺术创作的关键。
当孩子们回到教室里，有一个“神奇的东西”正等着他们——一块丝绒布。我让孩子们依次把手伸进去，每个人都摸到了些什么，但他们不可以说出来，必须等到最后的环节才能分享。每个孩子都兴奋得眼睛发光。
“这到底是什么？”我问。
“一个圆球。”“一个硬硬的东西，好像是角。”“不知道。就是被什么夹了一下。”“我被刺了一下！”“我觉得是羽毛。”“是一块布。”“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像是陶瓷的，形状圆乎乎的，有几个孔。”每听到一个“答案”，孩子们就哈哈大笑。
“你们说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我又问。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现，孩子们无法统一答案。
“如果把它称为‘道’呢？”我说。他们突然安静了。
每个人对于道的体验和理解是不同的，也没有人可以触碰到完整的道。人类的知识和经验，都只能触及道的一部分。诸子百家，正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来寻找道，阐释道。将他们所有的发现拼在一起，或许已无限接近道的全貌，但也只是接近而已。没有人也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宣称明了道的全部。
道是不可见的；道是无法被触及整体的；道是无法被完全表述的；道是无限的。
这确实出于我们的设计，但此时此刻是孩子们自己归纳出来的。为了强化这种感悟，我让他们在五分钟之内作一首“道之诗”。这是对于教学效果的检验，我们也可以由此判断是按原计划进行下一个教学步骤，还是根据孩子们的具体接受情况调整教学方案。这是戏剧体验类课程的难点，因为总有不确定性存在，总要确保体验的充分和完整，这样体验才有上升为认知的可能。
孩子们完成任务的时限为五分钟，但在实际操作中“偷偷”延长2—3分钟也没问题。严格规定时间，是为了让注意力不会分散。我这样要求孩子们：“在五分钟之内，把刚才的感觉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以一个符号来表达‘道’带给你的感受。从进入你头脑的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图案开始。计时开始。”
实验证明，紧迫感可以成为灵感的好朋友。
为什么孩子们的表现超出我们的预想？为什么孩子们会突然像诗人和画家一样表达？为什么他们突然如有神助？
简单地说，这是灵感降临的时刻。但要形成一个可复制的路径，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培训体系，我们需要把这个“神秘”的过程清晰化、步骤化、目标化。
这个看似简单的五分钟练习，其实融合了自由书写（或称潜意识书写）、积极想象、意象对话、表达性疗法等技术，我将其总结为一种“意象姿态”的训练方法——“意象表达法”。
孩子们也被自己的诗感动了。这种感悟是否可以更深地烙印在整个身心中？身体的全息意象表达，我称之为“意象姿态”。先由个人创造意象姿态，再由群体共创意象姿态——所有人组合成一个“道”，无形显化为有形之时，我们仍然无法用逻辑去解析它，要么感觉对，要么感觉不对，每个参与的人都真真切切地知道。当所有人都处于“道”之中时，我请他们在躯体和头部都保持不动的前提下，尽量去观察自己和所有人组成的整体。
“你们看得到我们所有人组成的整体吗？”我问。
“看不到，只能看到一部分。”他们回答。
“你们看得到完整的自己吗？”
“不能。也只能看到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与道的关系。这就是诸子所看到的“道”：他们每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部分的“道”。道，是聪明人玩的拼图游戏。
这就是孩子们“体认”的过程。我相信，这种印象终其一生难以磨灭。我们就带着这种认知，开始了“老子——无为”这一单元的学习。此时距课程开始时已过去了一个小时，这个铺垫的过程真是漫长！但这是值得的，因为孩子们现在从内到外像一群真正的“求道者”了。这是绝对必要的心理气氛。
在空剧团的戏剧课上，使知识变得可感的重要技术是“意象姿态”和“印记”，我将在第四部分详述其原理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