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与清代江南乡村塾师研究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私塾与蒙养教育的研究；二是关于士人的研究；三是关于塾师的研究。其中，不少作者的论著或者学位论文包含了其发表的论文，此种情况主要介绍其著作或者学位论文，所发表的论文则从略。在介绍这些成果时，对属于江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作特别的论述。

一 私塾与蒙养教育研究

（一）私塾研究

1.社学和义学研究

研究社学的第一要义是解决其社会属性问题。以陈剩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学是官立初等学校。[7]王日根首先对此说提出质疑，但是对社学的社会属性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8]日本学者五十岚正一认为，洪武八年所建社学当属于“官学”性质。而洪武十六年命民间重建社学，并令“有司不得干预”后，社学开始演变为民间之一种私学。但正统之后，社学又回复到了“官学”的轨道之中。[9]赵毅和刘晓东则认为，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10]施克灿从举行乡约、举行各种礼俗活动、进行社会评议三个方面探讨了社学的教化功能。[11]还有一些学者对特定区域的社学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12]

义学研究也是成果颇丰。陈宝良在《明代的义学与乡学》[13]中，探讨了明代义学代替社学的原因，义学设立的形式，及其社会影响。缪心毫在《清代义学生存困境分析》[14]中，从义学的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方面对清代义学的生存困境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晚清义学的衰败原因。陈建国的《论明清时期义学的办学机制》[15]一文，对明清民办教育中义学的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运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边疆地区的义学发展极为迅速，所以义学的区域研究就成了研究的热点。[16]

江南地区的社学与义学研究虽然与江南农村经济研究、市镇研究、家族研究及商业研究等热门领域相比稍显单薄，但是还是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如范裴裴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义学研究》[17]对明清时期江南义学的发展状况，江南义学的创办与规模，江南义学的管理运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田张霞的硕士学位论文《康熙年间江南地区社会教化研究》[18]则对江南地区社学与义学的教化作用进行了论述。

2.私塾研究

“私塾”作为私人学塾的专称，是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而被人们广泛应用的。所以，私塾与学堂并存的二元教育结构，往往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贾国静的《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19]一文提出，清末民初，私塾仍占有相当比例，非学堂所能取而代之。学堂取代私塾虽是大势所趋，但私塾顽强的社会适应性与学堂教育的不成熟使二者既存在冲突与竞争，又存在互补与传承。郝锦花、王先明在《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20]中认为，清末学制改革后，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渠桂萍、王先明的《乡民视野中的私塾与学堂——20世纪前期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阙失》[21]一文，从乡村民众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民在20世纪前期回避、抵制与抗拒学堂而青睐私塾的现实原因。

左松涛在《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22]中，对于“私塾”一词的使用来源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趋新尊西的知识立场，“私塾”常带贬义，暗指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守旧落伍。但以新/旧、传统/现代、正规/非正规、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方式叙述近代教育历史，不仅扭曲事实，而且会产生认识偏弊。姜朝晖的《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23]一文认为，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刘熠在论文《虚实之间：晚清私塾与学堂之争——以四川省为例的考察》[24]中指出，从四川省的情形看，清末私塾与学堂的差别，有一个逐渐被百姓认识、了解的过程。在官府眼中，私塾越来越被认为是学堂的阻力，成为“改良”、封禁的对象。私塾对学堂的阻力不少是官府整饬私塾所致，一些基层官民也一再强调泯除二者的区隔。清末私塾与学堂的对立，既是实际存在的，也有被构建、想象的层面。

研究私塾的另一个热点就是对于私塾改良相关问题的研究，[25]而私塾的区域研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兴趣。[26]在私塾的区域研究中，江南地区的私塾研究非常薄弱。就已有的成果看，大多数的私塾研究是与社学、义学放在一起论述的。如张鸥翔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江南市镇民间教育探析》[27]对社学、义学、私塾的发展与类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及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蒙养教育研究

蒙养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如毛礼锐、瞿金农、邵鹤亭编著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对中国古代的教育进行了研究，其中的第八章设专节论述了宋元明清时期的私学与蒙养教材。[28]吴霓的著作《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对我国古代的私学教育中初级形态的蒙养教育和高级形态的书院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认为宋元明清时期的私学初级形态的发展特点是私学的社会化与蒙学化。[29]

在论文中，蒙养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对于古代蒙养教材的研究。[30]除此之外，一些论文在研究蒙养教育的过程中，对塾师问题有所涉猎。如李琳琦在《明清徽州的蒙养教育述论》[31]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徽州的蒙养教育高度普及，由于塾学的广泛设置，从而使塾师的从业人数大为增加，当时徽州社会对塾师的需求量有增加的趋势。郭英德在《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32]一文中涉及明清时期塾师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即女塾师。虽然这些文章不是专门研究塾师的，但是其中一些论述及观点，对于研究塾师有很高的价值。

关于江南地区蒙养教育的状况，一些学者或有专门论述，或者在研究其他问题时有附带论述。一些学者比较关注江南蒙学教材方面的研究。如张雁在《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33]中对晚清江南地区家族蒙学课程内容的变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冯保善在《明清江南教育大众化与通俗小说读者市场》[34]中以明清时期江南蒙学的发展状况与蒙学教材的收字数量来考察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的程度。张彬在《浙江教育史》[35]一书的第四章专设一节讨论蒙学与蒙学教材。一些家族教育研究常常会涉及蒙养教育。如丁蓉博士学位论文《科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以毗陵庄氏族谱文献为中心》[36]的第四章第一节专门设一目《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蒙学》，描述了明清时期常州庄氏家族对蒙养教育的重视及其尊师重教的传统。

李伯重先生对江南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的研究，其系列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论文《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37]将明清时期的江南教育分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精英教育主要针对科举考试，而大众教育则主要培养读写能力与计算能力，并详细介绍了两种教育的主要内容。他的《19世纪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38]一文以19世纪松江府的华亭和娄县两县为例，对当时学校的主要类型及其功能定位、教育的规模与投入，以及教育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文中还特别指出，在一个州县，通常有几千个塾师职位。因为记载匮乏，很难确知19世纪初期华娄私塾教师收入到底有多少。

二 士人的研究

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明清的士人研究更是成果累累。本书并不对整个古代的士人研究进行回顾，而是主要回顾明清士人研究中涉及塾师研究的部分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江南士人研究则给予特别的关注。

教书乃士人之恒业。一些研究明清时期士人的著作与论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士人的处馆生活。如刘晓东的《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一书，对士人的治生之道、社会交往及科举生活进行了研究。作者把明代士人的治生之道分为本业治生和异业治生。教授、游幕和卖文为本业治生；耕读、医卜和工贾为异业治生。教授之士可分为学者型、科举型与启蒙型三类，其经济收入的多寡取决于三方面：学识、身份以及受业学生的发展状况。[39]陈宝良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是当前对明代的生员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著作。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学校与科举入手，考察生员的产生，在学校的肄业与考核，以及如何步入仕途。下编为本书的亮点，从社会视角考察生员的社会流动及其社会动作。其中的第六章考察了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有训蒙处馆、游幕、行医、从商、做讼师、弃巾等。在《训蒙处馆》一节中，作者认为，教书是知识阶层谋生最为常见的职业，无论是进士、举人，抑或监生、生员、童生，均不乏舌耕糊口之人。塾师可分为蒙师和经师，可自己开馆，亦可外出坐馆。特别是在明代出现了地域馆师，浙江余姚和江西的南昌及安城均以盛产塾师而闻名。[40]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对明代遗民的生计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力田、处馆、游幕和经商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方式，并且探讨了遗民的治生观。[41]张仲礼用英文在1955年出版《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1962年出版《中国绅士的收入》。现在两书的译本合为《中国绅士研究》，分上下两编出版。该书以地方志和家谱为主要史料，研究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社会作用与经济收入问题。书中的绅士主要为取得生员及以上功名的读书人，他认为其中的1/3有过教书经历或者以塾师为终身职业，其中有绅士身份的塾师的平均年收入为100两，而书院的山长为每年350两。[42]

明清江南士人研究同样成果丰硕，这里主要选取一些涉及江南塾师研究或者能够为江南塾师研究提供有力参考的成果。有的成果所研究的江南士人或者本身就是乡村塾师，或者曾经处馆为生。如刘昶的硕士论文《晚清江南慈善人物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43]所论述的晚清江南无锡县乡间慈善家余治同时也是一位乡间蒙师，对其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及其动因与影响进行了论述。尹逊才的论文《晚清江南儒生阶层与乡村伦理秩序的重建——以余治为中心的教育考察》[44]论述了儒生余治通过改善蒙学教育、撰写善书、收毁淫书、建立善会善堂等方式教化乡里，并通过教化与抚恤善后，来重建太平天国破坏后的乡村秩序。吴琛瑜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前中期江南无功名下层士人社会生活探研——以姚廷遴、沈复、顾震涛为例》[45]中的苏州下层士人顾震涛即是一位乡村塾师。文章对顾震涛的成长过程、家族状况及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嵇姝姝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文虎：清代江南一个绅士的生活变迁》[46]所论述的南汇人张文虎曾经在金山乡间做私塾老师30多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到曾国藩幕府游幕，校勘书籍，编纂方志，成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与校勘家。上述研究底层士人余治、顾震涛与张文虎的论文虽然对其坐馆生涯论述不多，但是为塾师个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还有一些江南士人研究成果虽然没有论述乡村塾师的内容，但是却为研究江南乡村塾师的性情及其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如王文荣的著作《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47]对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的概况、文人诗社、文人文社与文学流派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徐茂明的著作《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48]从文化权利的视角，对江南士绅参与社会基层组织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社会保障与文化重建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这些都给作为士人或者准士一员的乡村塾师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野。

三 塾师研究

学界已经出现专门研究塾师的著作。对于塾师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当为东北师范大学的刘晓东教授，他在连续发表的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了《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一书。该书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生计状况和职业观点，及其社会交往活动，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对其于明代基层社会生活之作用、角色与功能作有相对深入的理解与分析。[49]蒋纯焦的著作《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对于近代以来，特别是科举废除与学堂兴起以后塾师的历史命运给予了深入而详尽的考察。[50]

目前研究塾师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明清和民国时期。对于塾师研究首先是总体性的、概括性的研究。如韩凝春的《明清塾师初探》[51]一文，以明清时期为横断面，从基层塾师的身份、职业态度、思想、家计生活等方面入手，对这一特殊职业阶层做一入门式的勾勒，弥补了学界过去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徐梓在《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52]一文中，论述了塾师科场失意，馆中孤寂，饮食粗劣，环境艰苦，主人怠慢，依人门墙，缺少自由，无所适从和束脩不时的悲惨生活。张室龙、李琳琦的论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略论塾师在明清徽州教育中的地位》[53]认为，徽人崇学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徽商有力的经济支持，造就了昌盛的徽州教育。参与基础教育的组织和实施的徽州塾师在其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潘先军在《塾师文化与现代作家》[54]中，提出了“塾师文化”的概念，认为塾师文化对现代作家的模式、文化品格和思想性格的形成乃至现代文学的民族化特色都产生过影响。

部分学者对于塾师从教的原因、资格和程序进行了研究。如姜振逵的《明代潮州府塾师授生原因考》[55]一文，从明代潮州塾师的社会荣耀入手，认为塾师从教一为谋生，二为利用时间备考。徐梓在《传统学塾中塾师的任职资格》[56]一文中认为，传统学塾对塾师任职资格的要求，社会舆论对塾师的评价，集中在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四个方面。张晓冬在《荐馆、定馆、坐馆：明清私塾教师的入职过程——以明清小说中的私塾教师为例》[57]一文中，通过对明清小说中私塾教师入职资料的梳理发现，明清私塾教师的入职需经过“荐馆、定馆、坐馆”三个程序，每个程序都有相对规范的操作方式。

塾师的经济收入状况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深化塾师生存状态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闻洁在《塾师经济待遇初探》[58]一文中，探讨了塾师整体经济待遇的种类，并撇开地域因素探究了其个体经济待遇存在的具体差别及其原因，认为私塾的级别、类别不同，塾师自身素质不同，塾师的经济待遇不同。徐梓在论文《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59]中认为，塾师通过教学课徒获得的收入，主要有束脩、食膳和节敬三项。束脩是塾师收入的主要来源；食膳直接反映出塾师的生活质量；节敬是塾师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伯山的《清代徽州塾师的束修——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60]一文，通过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中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姓塾师的束脩收入情况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500—600文，一学年就是1500—1800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20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30000—36000文。比照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刘晓东在《明代塾师“生计”刍议——以江南为中心》[61]中认为，明代塾师有“经师”与“蒙师”两种基本的层次与类型，两者的经济收入也有较大的差别。塾师之生活状况，虽不乏一些相对优裕者，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表现出维持生计的基本特征。郝锦花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62]一文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大约每年有150元，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收入的1/10，是农民收入的2.5—12.5倍，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与19世纪后期的塾师相比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这与废科举以来新学教育的冲击不无关系。

一些学者对于塾师的民间形象问题很感兴趣，做了一定的研究。如纪军《谈民间故事中塾师形象》[63]一文认为，科举制下塾师人格的两重性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导致了民间对于塾师评价的分歧。陈宝良在《“富不教书”：明清塾师之生存状态及其形象》[64]中认为，在明清两代，塾师收入微薄，生计困窘，趋于相对贫困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塾师形象在民间一落千丈，科举制下师生关系开始转向，以及师道尊严的沦丧。丁钢《村童与塾师：一种风俗画的教育诠释》[65]一文，利用村童闹学堂一类风俗画，以画证史，探讨村塾师在民间的形象与其在乡民心中的地位。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传统的私塾教育和塾师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左松涛在《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66]中认为，科举停废后，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杨齐福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私塾与塾师命运散论》[67]中，考察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大多数塾师被迫另谋生路，或进学堂做教员，或因势利导去经商，或远涉重洋去留学。尽管废科举给私塾造成一定冲击，但私塾仍是广大乡村中教育的主要形式，塾师也赖私塾得以继续生存，甚至还吸引不少新学堂毕业生加入其中。曾煜在《清末塾师培训研究》[68]一文中，详细考查了清末塾师培训的内容、方式及其成效，指出培训为塾师转向学堂教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塾师的区域研究与个案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可以说，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塾师研究的前沿趋势。王玉坤在论文《清末徽州塾师胡廷卿的乡居生活考察——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为中心》[69]中，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翔实地再现了一个晚清徽州塾师的生存实态。胡廷卿出身乡村书香门第，秉承家学，一生执教私塾。寓居塾馆之际，胡氏常为四邻排忧解难，且积极参与宗族事务管理。在《账簿》所涉的清末祁门塾师家庭中，其治生之道仍未出传统的耕读模式。其另一篇论文《近代徽州塾师胡廷卿的家庭生计》[70]指出，据徽州塾师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相关记载，除依托传统束脩收入维系生计，胡家还通过培植红茶、经营祀产和参与民间借贷融资，维持家庭收支平衡。从胡家的消费构成看，其生活水平已达到中等阶层水平。

蒋威在江南乡村塾师的个案研究上也有新的尝试。其论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职业生涯初探——以张履祥为例》[71]指出，张履祥出身书香之家，从23岁到64岁每天都在督促学生读书、背书和讲解书本文句的单调生活中度过。虽然张履祥一年拥有约30两束脩，十几亩田地和家庭女性养蚕与纺织等收入，却常常因为婚嫁和丧葬而借贷。以张履祥为个案，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一些普通乡村塾师艰难的生存状态及其复杂的职业态度。其论文《清中叶江南乡村塾师陈梓的无儿心理初探》[72]认为，陈梓乃清中叶江南地区乡村塾师与底层士人的典型代表。二子夭折所形成的无儿状态致使其终生拥有一种特殊的无儿心理。这种无儿心理在情绪上表现为痛苦与绝望；在观念上表现为“尽人事以待天命”；在心理行为上表现为艳羡他人子孙满堂及梦儿与梦生儿。陈梓的无儿心理所导致的悲剧人生是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气习俗与亲朋好友的言论共同影响的结果。

从上面的学术回顾可以看出，在成果相当丰富的私塾研究和士人研究中，塾师只是作为附带品被提及，并不能深入而细致地揭露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面貌。真正把塾师作为中心人物进行研究的是韩凝春先生在1997年发表的《明清塾师初探》一文。2006年以后，塾师研究才有逐渐走热的趋势，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细化和深入。最终，刘晓东先生在2010年出版的《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一书成为研究明代塾师的最为全面和深入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塾师的区域研究，特别是江南乡村塾师研究还几乎是空白，需要学者继续加深研究。总之，塾师研究仍然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塾师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里总结一下当前塾师研究的几大趋势。

一是在以往的塾师研究成果中，多以明代为主，而资料相对丰富的清代及近代的专门研究却极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清代与近代的史料远远多于明代，有待于进一步地发掘和利用。在刘晓东先生的《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一书中，由于资料的缺乏，有些立论是在经验和推理的基础上形成的，难以让人完全信服。而如果把研究的眼光转向清代与近代，这一尴尬的局面就会有所缓解。所以，塾师研究逐渐由明代向清代和近代转换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特别是研究清代与近代的塾师可以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发现、发掘与乡村塾师相关的民间文献的价值。

二是深化塾师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塾师经济收入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其他方面而言比较深入，是这个领域里比较热点的一个论题。纵观以往的学术成果，对于清代塾师收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细化和深入。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塾师的消费水平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塾师的物质生活状况。塾师作为一个主体，也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由于这方面的研究难于把握，加上材料相对缺乏，研究极为薄弱。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就需要加强寻找与利用乡村塾师的文集与日记等新材料，在文献上寻求突破。刘伯山利用徽州文书，王玉坤利用账簿及蒋威利用诗文集来研究塾师的经济生活、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均是在此方面寻求突破的典范。

三是加强个案与区域的研究。如果仅仅从群体出发去研究塾师，不免会出现笼统和模糊的问题。能够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资料相对丰富的塾师为个案进行深入的考察，定会使研究变得具体而生动。区域研究会出现和个案研究一样的效果，也是深化塾师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学界研究塾师的成果中从这两个方面加深研究的却极少。本书选取江南地区的乡村塾师为研究对象，以此考察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是这种区域研究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