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俄苏莎学的影响到中国莎剧主体意识的确立
作为世界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与外来莎学思潮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除了英国莎学以外，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被接受程度是其他外来莎学理论难以相比的。俄苏莎学理论为中国莎学家理解莎士比亚的思想，探悉莎作艺术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方式，研究莎作的主题、形象、结构、背景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甚至成为中国莎学研究所遵循的最显赫的理论。俄苏莎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翻译、研究莎作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域外莎学理论。中国发表的第一篇译自外国作家的莎研文章，即登载在《奔流》1928年1卷1期上的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二三十年代对俄苏莎学的介绍，已经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缺乏厚重的中国莎学著述，莎氏也在文艺、思想论争中被涂上了各种油彩。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谈到“文学遗产”时对苏联莎学做了歪曲的理解。他说，“苏俄起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政治方案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施蛰存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俄苏莎学了解得并不多。实际上，重视推崇莎士比亚乃俄苏莎学在近代以来的传统。鲁迅针对所谓“第三种人”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的《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中抨击左翼文艺的行径，以赞美民众的态度给予了还击：莎剧确实是伟大的，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1922年5月11日，鲁迅在孔德学校集会上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受邀观看了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莎剧《无风起浪》。鲁迅领导的《译文》杂志从1934年到1936年刊载了苏联莎学家和戏剧家的多篇莎学论文，表明他对苏联莎学的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翻译的俄苏莎评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莎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我们知晓了如群星璀璨的俄国文学巨擘对莎士比亚的推崇；通过对苏联莎评的译介，为中国莎学评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原则。1934年茅盾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转述了苏联莎学家狄纳摩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对英国戏剧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显著。同时他也影响了许多国外的戏剧家和导演。很多欧美演员都靠演他的角色取得自己的最高成就，而导演则把排演莎剧作为检验和证明自己导演理论的试金石。在莎剧演出上，中国也深受俄苏莎剧演出理论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法要求演员除运用其他方法外，还要运用情绪记忆，即他对过去经历和情绪的回忆。演员走上舞台不是作为一个人物去开始一种行动或生活，而是作为他先前经历情境的规定性延续，演员曾经进行过精神集中和感觉判断的训练，因而能对整个舞台环境自如地做出反应。
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导演理论，几个主要莎剧的演出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导。苏联莎学权威莫罗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莎士比亚传》，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英国文学史纲》《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等一系列论著对中国莎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8]他们的莎评汉译本，几乎成了中国大学外文系、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也开设了莎士比亚讲座。除了赵澧在文学研究所开设的莎士比亚课程以外，在西方文学单元的课程中孙家琇讲《奥赛罗》《李尔王》，曹禺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吕荧讲《仲夏夜之梦》，吴兴华讲《威尼斯商人》[9]，卞之琳讲《哈姆雷特》。[10]从他们的著述中，中国读者才开始对俄苏莎学研究、俄苏莎学史、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创作获得了不同于西方莎学的比较完整的莎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论述，并且逐步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莎剧巨大思想容量和精湛艺术成就以及对人民“遥远理想”的认识。[11]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莎学的勃兴作好了准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莎剧表导演已经走向成熟，标志为“中国这个学生”离开了“苏联这个老师”，在排演莎剧时鲜有苏联莎学专家指导。1986年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同时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莎士比亚戏剧节，25台包括中国许多地方剧种的莎剧演出争奇斗艳；’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9台莎剧相继展示在中国舞台上，在导表演上这些莎剧的排演完全依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莎剧的表演和导演在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已经能够运用我们民族自己的戏曲理论来演绎莎士比亚戏剧了。无论是大型的莎剧节20多种莎剧集中上演，还是平时零星的演出，中国人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排出异彩纷呈的莎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中国戏曲在舞台上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引起了莎学界的广泛注意。东西方交流产生的碰撞，可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雅俗共赏演绎人生。同时，由于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戏剧史上的位置，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采用中国戏曲演出莎剧，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和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方面的主动性、可行性。以表现手法和设计情节来讲，中国戏曲充满了诗情画意，在自由表现生活时拥有丰富的手段，既擅长讲故事，又擅长刻画人物心理；莎士比亚戏剧也重视故事的有头有尾和“大团圆”的结局，强调舞台的“虚拟性”以调动观众的想象力。这就表明中国戏曲美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美学理想无论在外在形式还是在内在思想内容上都是可以沟通的。中国戏曲莎剧的出现绝不是一时的“标新立异”，对莎剧的现代化和莎学研究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尽管用中国戏曲演出莎剧还存在着种种不同意见，但是，戏曲莎剧丰富了中国戏曲舞台，加深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提高了中国莎剧的演出水准，促进了中国莎士比亚舞台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则是毫无疑问的。在莎剧改编上既有“中国化”的改编方法，充分发挥我国戏曲运用丰富艺术手段准确表现生活真实的特长，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又有接近莎翁原作，将西方文化与戏曲形式融合的改编，同时还有用英语改编莎剧的形式。
由于中国莎学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中国莎学的发展反而引起了俄罗斯莎学界的惊异。中国对俄苏莎学译介的数量仅次于对英国莎学译介的数量，在世界各国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居于第二位。更为重要的是对莎作的评论、研究中，中国莎学学者更倾向于俄苏莎学家的结论，特别是从苏联莎学评论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方法，尽管这种莎学理论有时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这些特点，对中国莎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左右着中国莎学研究的方向，而且至今仍然对中国莎学研究起着指导、参考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莎学研究近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中国莎学研究者对莎作理解的日趋深刻，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独自钻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在某些方面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经过多年的思考、比较、研究，结合莎士比亚作品的实际，中国莎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学是否完整、准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联系历史和时代的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难道没有“左”的影子吗？是否在苏联的莎学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否有贴标签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是否有为了适应政治形势将莎士比亚挪入特定的政治理论范畴为苏联当代政治服务的倾向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上这种研究倾向可以说在苏联莎学和中国莎学中都不难找到它的影子。
从中国莎学的发展看，苏联莎学中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莎学理论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尤为广泛，其著作成为研究者、学习者研究莎作的指导书。从这些理论中，中国莎学学者才开始获得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成为指导中国莎学研究者解析莎作的有力武器。这种影响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而且在未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也将继续发挥着应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毕竟中国莎学研究在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正在逐步或已经初步构筑了自己的莎学理论体系，在反思中我们已经摈弃了苏联莎学研究中“左”的影响，认识到我们过去莎学研究的偏颇之处，用中国人的眼睛看莎士比亚，用我们民族传统戏曲理论和实践演绎莎剧，在吸收世界莎学理论的基础上，在总结我们过去莎学研究理论和莎剧舞台演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理论、方法，并且力争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对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