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亨利克·显克维奇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是波兰人民遭受沙俄、普鲁士、奥地利占领者残酷压迫、灾难深重的年代。波兰于1795年被以上三国瓜分后，人民曾不断地举行反压迫的民族起义，为恢复国家的独立而战斗。1863年1月爆发的抗俄民族起义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起义之一。它失败后，占领者又加剧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他们不仅将成千上万的波兰爱国者监禁、屠杀和流放到西伯利亚，还在他们所占领的波兰王国和当时属于波兰的立陶宛，极力推行俄罗斯化民族压迫政策。从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1863年的一月起义失败后到80年代初，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当时波兰社会上层阶级一味贪图享乐，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对占领者表示臣服和投降。在社会上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虽有炽热的爱国心，但看不到自己民族解放的前景；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过去参加过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但这时背弃民族革命的立场，随波逐流，成了上层阶级的附庸。80年代初，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但在社会上还影响不大，因此，对于波兰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

由于一月起义的影响，沙俄占领者1864年在波兰王国实行了农奴解放，但这里的社会情况当时十分复杂：一方面，因为封建贵族的残余依然存在，旧式贵族在社会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城乡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开始迅速发展。在城市，由于俄国和德国资本的侵入，同波兰的资本竞争激烈，波兰工人阶级受到国内外资本双重的剥削和压迫，陷入极端贫困。在农村，由于急剧的土地兼并，除少数地主仍占有原有的土地外，大部分土地又迅速集中在新产生的农业资本家的手中，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19世纪60年代末，波兰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的纲领：实证主义。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蒙昧主义，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普及城乡教育，进行城市建设，主张男女平权和社会各阶级平等。实证主义当时在反封建和促使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它的提出者所表现的软弱性，在社会上遇到强大的阻力后，在许多方面都未能实现。面对沙俄占领者的民族压迫，实证主义者也和所有上层阶级一样，主张妥协和投降。因此，他们既未能促成波兰社会的变革，也没有促进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80年代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实证主义者就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了。

亨利克·显克维奇出生于波兰卢布林省武库夫县沃拉·奥克热雅村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这是一个富有波兰民族解放革命传统的家庭：显克维奇的祖父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当过军官，父亲年轻时参加过波兰1830年11月爆发的抗俄民族起义，母亲也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因此显克维奇从小受到父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熏陶，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曾立志当一名军官，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一生。

1858年，显克维奇全家从故乡伍库夫来到华沙。在这里读完中学后，显克维奇于1865年进入了华沙中央大学（华沙大学前身）法律系，后又遵从母亲意愿，进了该校的医学系，最后才转入他所喜爱的文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参加华沙的各种社会活动，为报刊写过不少政论、小品和文学评论文章，揭露了各种社会弊端，深受实证主义思想观点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如短篇小说《徒劳无益》（1872）和短篇小说集《沃尔希瓦皮包里的幽默作品》（1872）等。前者以俄罗斯基辅大学的学生生活为题材，实际上写的是华沙中央大学的学生在当时控制该校的沙俄占领者的压迫下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作者对占领者的痛恨。后者包括两个短篇：《谁都不是预言家》和《两条道路》。这两篇小说都以实证主义的改革为题材，前者写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在农村普及文化教育的工作，但因受到封建贵族的阻挠，最后失败。后者通过一个精明强干、决心为社会谋福利的企业家的形象的塑造，歌颂了新兴资产阶级向上进取的精神，作者所描写的主人公的政治立场和实证主义者却不一样，他对沙俄占领者的侵略和压迫表示坚决反抗，他要把他工厂里的外国人统统赶走，反映了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立场。

1873年，显克维奇经朋友介绍，在华沙《波兰报》当了一名记者，负责给这家报纸的“无题”专栏撰写反映华沙生活状况的小品和报道。这些报道的涉及面很广，如华沙的政府机关、学校、养老院、博物馆、银行、各种股份公司、俱乐部、街道、动物园、房产主对佃户的敲诈勒索、贵族的家庭舞会、慈善事业以至乞丐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些文章激情饱满，一开始就受到了华沙社会各界的重视，不仅显示了显克维奇的文学才华，也反映了他对波兰社会，较之过去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此后一个时期，他的创作转向了对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如在1875—18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老仆人》《哈妮娅》和《塞利姆·米扎》，都歌颂了像他这样出身爱国贵族家庭，参加过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传统。

1876—1879年，显克维奇以《波兰报》记者的身份旅游欧美，写下了著名的《旅美书简》（以下简称《书简》）。他这期间和1879年回到波兰后，还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炭笔素描》（1877）、《音乐迷扬科》（1879）、《奥尔索》（1879）、《穿过大草原》（1879）、《一个家庭教师的回忆》（1879）、《为了面包》（1880）、《灯塔看守人》（1881）、《胜利者巴尔代克》（1882）、《酋长》（1883）和《第三个女人》（1888）等。它们中有的反映波兰农村封建统治者对贫苦农民的压迫；有的揭露黑暗社会如何扼杀人才；有的描写19世纪中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后，欧洲移民来到这里后发生的各种情况；有的反映波兰贫苦农民离乡背井，去北美谋生的痛苦经历；有的揭露沙俄和普鲁士占领者对波兰的民族压迫和北美殖民主义者疯狂屠杀印第安人的罪恶。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中期，显克维奇对波兰黑暗现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不仅痛恨波兰民族的敌人沙俄和普鲁士占领者，不满波兰上层阶级对占领者的妥协投降，也清楚地看到了实证主义纲领不能拯救波兰。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他的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企图从波兰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找到爱国者和人民群众如何英勇战斗、战胜敌人的光辉典范，通过它们的再现，激发当前波兰社会各阶层的爱国心，鼓舞人民的斗志，去和占领者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时期，他创作了他的主要作品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1883—1884）、《洪流》（1884—1886）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1887—1888）。《火与剑》写的是17世纪中叶波兰地主和乌克兰农民的战争，《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以17世纪中叶波兰反抗瑞典和土耳其侵略的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波兰爱国者和广大人民团结一致、不怕牺牲，最后打败侵略者的英雄业绩，是波兰历史小说不可多得的杰作。

19世纪90年代初，显克维奇写了两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没有准则》（1889—1890）和《帕瓦涅茨基一家》（1893—1894）。前者通过一个没落贵族一生追求一个贵族小姐终究未达目的的情节，表现了主人公思想消沉，精神空虚；后者写一个没落贵族善于钻营谋利、投机取巧，成了暴发户后又回归田里，最后成了一个热爱故乡的劳动者。

此后，显克维奇又写了两部优秀的历史小说：1895—1896年发表的《你往何处去》以公元1世纪古罗马帝国尼禄皇帝统治时期为背景，深刻揭露了罗马奴隶社会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迫，也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坚贞的爱情。19世纪90年代末，普鲁士占领者加剧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显克维奇针对这种情况，于1897—1900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十字军骑士》，作品取材于14世纪和15世纪初波兰北方人民遭受日耳曼骑士团残酷压迫和他们的反抗斗争，揭露了日耳曼骑士团阴险狡诈、毒如蛇蝎的侵略者的本性，热情歌颂了波兰中小贵族和农民群众抵御异族侵略、维护民族的尊严所表现的同仇敌忾、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

进入20世纪以后，显克维奇还发表了长篇小说《光荣的战场》（1903—1905）、《旋涡》（1909—1910）和《在沙漠和丛林中》（1910—1911）等作品，其中《光荣的战场》和《在沙漠和丛林中》的影响较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显克维奇迁居瑞士的韦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军团》以波兰爱国将领扬·亨利克·东布罗夫斯基（1755—1818）1797年在意大利创建波兰军团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但他未能完稿，便于1916年11月15日逝世。

显克维奇一生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期以来，在波兰和世界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正是由于“他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同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高尚和善于克制。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1]，他于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