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很广大的领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或者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在苏联这样的重要国家中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里先讨论前一个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91年即他逝世前4年在给德国的倍倍尔的信中曾这样说：“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5]

恩格斯逝世后20年发生世界大战；后30余年，发生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后50年爆发又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己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的学说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这座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就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在恩格斯以后又存在了100年，而且还将继续支撑不少年。对前一方面，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论证，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加剧。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曾有过肯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其实都没有充分的根据。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这些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社会主义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走一条特殊的路。马克思1881年在考虑回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时提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6]但他们仍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就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7]

东西方革命互为信号、互相补充的情形从来没有实现过。历史经验倒是证明，任何国家是否能革命胜利，取得怎样的胜利，怎样走向社会主义，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条件。国外条件只能起部分的、副次的作用。不顾其本国条件，揠苗助长，总是不成功的，一切过分重视国际影响的观点都为实际生活所否定。

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有事实可证明。但事实也证明，不通过这个峡谷，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新社会必须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成熟。这当然不是前一世纪的人能够预先设计的。

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