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面的论述表明，只要人们停留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上，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变革的真正的实质和意义。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哲学应当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指：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合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同时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是我们研究一切领域的前提性理论；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它本身就蕴含着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范畴论。要进入“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必须先从理论上澄清下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整体图景是什么？如前所述，“推广论”认为，世界是由三个部分即自然、社会、思维构成的；“基础和核心论”并不反对这三个部分的划分，它要求更改的只是它们的次序，即把上述结构改写为：社会、自然、思维。不能否认，这一改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前者从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出发去考察一切；后者则从社会历史领域出发去考察一切。但不管如何，世界的整体图景已经被破坏了。因为我们把社会与自然、思维割裂开来了。换言之，我们这里谈论的“社会”概念仍然是一个狭义的社会概念，而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概念是广义的，是蕴含自然、人和人的思维活动在内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6]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并不是人的思维与自然之外的某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人（当然也包括人的思维）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又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7]所以，马克思的广义的社会概念显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要展示的也正是这样的世界图景。一旦这一完整的世界图景通过马克思的“社会”或“社会生活”的概念显示出来，狭义的“社会”概念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也就从理论上被扬弃了。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怎样的历史性？所谓“历史性”就是社会历史特性，它是人、人的思维和活动、人所面对的感性世界得以展示的境域。对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说，历史性仅仅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里才是有效的。所以，当人们运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去考察自然时，由于撇开了自然的历史性，必然陷入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8]这种对历史性的作用的限制乃至消解也表现在认识论、方法论和范畴论研究中。一方面，人们把这三论和自然观并列在一起，放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加以讨论，而这些讨论又是以“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展开的；另一方面，在考察这三论的时候，人们也像考察自然一样抽掉了历史性，从而使这三论也被抽象化了。具体而言，方法论的考察由于忽视了辩证法的承担者的社会历史内涵，因而被变形为抽象的诡辩；范畴论的考察由于忽视了范畴得以抽引出来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被变形为概念游戏；认识论的考察由于忽视了认识主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因而被变形为抽象的认识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总是撇开认识主体的社会历史性来谈论认识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与思考，所以柯尔施批评说：“列宁总是从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立场上来阐述这些关系。他从不在意识的社会——历史形式的同样的平面上来分析知识，从不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作为任何既定时代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来加以探讨。”[19]与此不同的是，对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说，历史性不仅仅适合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适合于一切领域。

当我们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出发去考察自然时，历史性就契入了自然之中，自然不再是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物，而是成了“人化的自然”、“历史的自然”。所以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0]同样地，自然科学也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人们将历史地考察它如何通过工业日益从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要言之，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这样，我们就不会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去考察所谓“自然界自身”是怎样运动的，而是通过实践活动的媒介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也不会撇开一切历史条件去谈论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和成果，而是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同样地，由于历史性的先行契入，前面提及的三论也不再是抽象的了。就认识论而言，它不再把认识主体视为抽象的认识容器，一味地朝历史的开端处去询问认识究竟起源于什么，它的根本任务是在认识过程展开之前，先行地澄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社会历史属性。换言之，把整个认识活动奠基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上。举例来说，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规律’来谈论。”[21]如果我们撇开历史背景，只是从抽象的认识论出发去讨论“分权”的问题，那就会纠缠在一些空洞的概念上，根本无法把握这场讨论的实质。只有先行地澄明任何认识活动的社会历史内涵，才可能正确地考察这些认识活动。就方法论而言，人们不再把辩证法单独地抽取出来进行论述，也不再把它与它的抽象的承担者——与人相分离的物质或自然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而是把辩证法和它的真正的载体——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样一来，我们的方法论就不会满足于以抽象的方式去讨论对立面的同一性、斗争性等经院哲学式的问题，而是把异化劳动及异化劳动之扬弃作为方法论的中心课题来讨论。就范畴论而言，我们也不会抽象地、脱离一切社会历史内容地去讨论诸如原因与结果、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关系，而是关注范畴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经济范畴时指出的那样：“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22]总之，一旦人们进入“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视野，历史性的先行澄明就成了他们从事一切研究活动的根本前提。

第三个问题是：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视野里，如何看待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我们认为，这一概念面临着两种选择：如果它保留原来的含义，即以与人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那么它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把抽象的辩证法和抽象的唯物主义叠加起来，决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立场。这样做必然会磨平马克思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如果这一概念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含义。也就是说，它必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广义的）的同名词。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广义的）。有人也许会问：既然是同名词，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保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认为，不但有意义，而且其意义还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通过这一概念来透显历史唯物主义（广义的）的辩证的性质。马克思本人曾对辩证法作过许多重要的论述，在他的诸多论述中，下面这段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der Dialektik der Negativitaet）——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3]通过这段话，马克思告诉我们：第一，他强调的辩证法不是以抽象的物质世界或抽象的自然界为承担者的辩证法，而是以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劳动为承担者和主体的辩证法，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劳动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第二，他强调的辩证法是“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之所以把辩证法的这一本质特征——“否定性”提示出来，正表明他的学说与以孔德为肇始人的实证主义思潮有着本质的差异。实证主义的核心概念positive既可解释为“实证的”，又可解释为“肯定的”，所以，实证主义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同时蕴含着对外部世界的肯定和认同。相反，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概念的negative的意义也是十分明了的，那就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辩证法就其实质而言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并不崇拜外部世界的任何现存的东西，并不只用肯定的态度去描述外部世界，而是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一切，哪怕是人们早已通过教化而接受的传统的信念。所以，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24]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保留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同名词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透显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根本上抵御把马克思哲学实证化的各种企图；而且从本质上看，“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蕴含的“历史性”与作为这一概念的同名词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所蕴含的“辩证性”也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与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关系？我们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不能说其中哪个概念是另外两个概念的基础。它们指称的都是马克思哲学，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加以指称罢了。把实践唯物主义概念作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同名词保留下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第一，如前所述，“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是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出来的。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说“社会生活”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有些人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而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但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实践原则抽取掉了，从而使它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东西），马克思实际上要说的是：实践活动是蕴含在“社会生活”中的，换言之，“社会生活”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正是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出来的。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重要地方。如果说，旧唯物主义学说是通过抽象的物质来统一世界图景的话，那么，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学说则是通过抽象的理念、精神或意志来统一世界图景的。马克思不同于他们的地方正在于他主张从实践活动出发去展示世界的整体图景，事实上，正是在实践活动的视野中，自然、社会（狭义的）、思维这三者的抽象的、并列的关系被扬弃了，“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得到了确证；第二，正是通过实践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一切意识、观念和文本的意向性。也就是说，一切意识、观念和文本都是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管它们表现得多么神秘、多么不可思议，人们都可以通过对它们所意向的实践活动的回溯，揭示出它们的本质内涵；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改造现存世界的根本宗旨也是通过实践活动显示出来的。马克思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差异正在于，旧哲学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而马克思则认为，改变世界才是新哲学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应当看到，“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虽然实际上是从历史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去透视一切的，但从概念本身看来，“实践性”并不像实践唯物主义概念那样能直接显示出来。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保留实践唯物主义概念仍然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只有进入“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视野，才能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并完整地领悟其一系列哲学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彻底地澄清以往理论研究中出现的种种思想混乱及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深蒂固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