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乔健[1]
笔者祖籍是山西省介休市洪山镇，出生于省会太原市。唯幼小时适逢抗日战争初起，不及随父亲撤退至后方，只能先与姐、妹及弟随母亲投靠文水县南武度村的外祖家。三年后才搬回介休祖家，但1942年便逃往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与父亲相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返回了太原市，却因内战，没能再回介休。在介休虽然只住了两年多，不过在童年的记忆中，却是最鲜明的一页。
1985年得费孝通教授举荐，民盟中央安排，笔者应邀在山西社会科学院作学术讲座。讲座后次日，便由山西民盟人员陪同访问了介休。承当地领导热忱接待，特别是县委副书记张培荣、副县长段景勤、王融亮等都亲身陪同笔者到了洪山村。当地的源神庙、水磨、槐树院都残缺了不少，但对笔者而言却仍是那么熟悉而亲切，更可喜的是，源神池的泉水依旧涓涓涌出。
2011年秋，应山西凯嘉古堡文化研究院路斗恒院长之邀，笔者偕妻李洁予女士及子乔立博士，全家回到了介休市，详细参观了正在保护修建中的张壁古堡、祆神楼、后土庙、城隍庙以及汾河湿地公园。这次有幸与修复这些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的介休市王怀民市长见了面，作了数次访谈，且承其安排在介休一中新建成的报告厅做了一场学术讲座。
在笔者所接触过的众多中国内地的地方首长中，王市长是对地方建设最有定见、最具热忱的一位，对学者们的意见更能充分理解与接受。他委托笔者推荐一批学者为介休的遗迹保护与文化建设提供建言与方案，笔者所识主要是同行人类学家，于是在内地五所大学各选了一位，日本民族学博物馆选了一位，连同笔者共集聚了七位人类学者来研究介休这样一个中型城市，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事。其意义，稍后再讨论。为了补强在实践上可能的不足，笔者特别邀请了台大最具声望的城乡规划专家夏铸九教授，另外也邀请了两位世新大学同人，一位传媒专家、一位历史学者。介休市政府也邀请了八位专家，包括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安介生教授。
这群学者专家于2012年9月1日齐集介休市，参访之后于9月3日举行圆桌论坛，就有关如何维护当地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各抒卓见，记录成文，集为专书，已在台北出版。[2]
论坛后，议定五位学者就不同的领域在介休进行深入而较长时期的实地调查研究，如下表所示。
上列五人中，四位是人类学家，所以人类学显然是总研究的领导学科。人类学是西方产物，其哲学基础全在西方，面对现实中国社会，其理论与方法，自有一定隔阂。这个问题在别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等中，都普遍存在，相关学者也都积极促成其学科的中华本土化。费孝通先生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了晚年终于想到一个具体主张——“文化自觉”。这是他在1997年于北京大学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演讲中提出的：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
以上这段话，还有一个背景必须说明。1990年12月为了庆贺费老八十岁诞辰，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与笔者特别在东京举办了“东亚社会研讨会”（Studies in East Asian Society）。广邀中国、日本、英国、美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与费老相熟的学者逾十五位出席，同为费老贺寿。费老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人的研究在中国》（Study of Man in China）。早在此会前，当代英国人类学大师之一的Sir Edmund Leach曾送了笔者一本他的新作《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1985）。书中评论了许烺光、林耀华、杨懋春与费老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由于欧美人类学家的传统是不赞成研究自己的社会，所以对于前三位的研究都持贬义，唯独赞成费老的研究《江村经济》。所以笔者特地买给费老一本。他看了之后大为欣喜，激发了他在主题演讲中提出的论点。
费老与Leach同时是Malinowski的学生，同修其“席明纳”（Seminar）。那本书使他忆起Leach在课堂上的能言善辩、意气风发的神采。费老把这次的主题演讲当作是与Leach的另一场辩论。可惜Leach在此会之前不幸逝世，只能是一场一方缺席的辩论。
主题演讲之后，费老特别慎重地用毛笔写了四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四字真言作为结论。他在上引1997年有关“文化自觉”的演讲里，也不忘把这四句真言作为结语：
七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这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我想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4]
可见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是在思考如何与Leach论辩时激发的。由于有了这四句真言，“文化自觉”便不会突出任何民族中心论的意味。因为研究者不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有充足了解与喜爱，对接触以及研究过的他族文化也要有充足了解与喜爱。各美其美之外，还要美人之美。这样美美与共，方能达致天下大同。
不过从人类学的观点，两人辩论的重点乃是对人类学价值问题的看法。对此，费老有清楚的解释：
我与Edmund可以说是 Malinowski门下的同门弟子，可是Edmund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而我则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
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与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5]
费老晚年，常喜题写“志在富民”四字，来表达对自己所学的人类学能早日达到“学以致用”的急切愿望。
对于人类学学科中华本土化的问题，费老到了耄耋之年，才想到文化自觉以及人类学的终极致用与价值这两个课题，其余课题与细节仍待后人集思广益。笔者不自量力，谨先提出一个构想，且名之曰“自觉发展”。
自觉发展是文化自觉必然的后续步骤，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一个人对其文化有了自知之明也即自觉之后必须有一切实可行的方案，可以让他能主动而自觉地推动其文化或其中某些项目向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获得他所期待的成果，这样他的文化自觉才会有一个圆满的实现。
文化自觉的完成主要靠自身的努力，自觉发展的实现却同时需要相关单位、地区、族群的掌权人，如地方首长或族群领导充分配合才行。进行介休市调查研究的笔者等五人何其幸运，能遇到王怀民市长这样全心、全力、热忱、积极配合的地方首长。王市长不单对介休市的文化、社会、经济等有全面与彻底的认知，对研究调查所涉及概念与学理也充分理解。所以全体参与人对介休市的研究与发展所涉及的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这一过程，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确实十分令人满意。现在首期调查研究报告已按时完成，即将依前列四个领域编辑出版为四部专书。然后全体参与人员会仔细、深入、认真进行检讨与反思。希望通过这次对介休市的实证研究，能把人类学中华本土文化的特点体现出来，并记录下来。同时把归纳与推论出来的可能成为自觉发展的重点成果也尽量列出供行政部门参考。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依据首期对介休市实证研究的心得与介休市政府实施我们建议的情况，建构一种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重复这种运作或选择介休市以外地区作同类运作，可以更完善这种模型，这是我们在学术上的理想。在实践方面，便是希望通过文化自觉与自觉发展这一过程的运作能使介休或其他地区的人民更富裕，生活更美满。
“黄土文明·介休范例”首期工程能顺利如期圆满完成，端赖王怀民市长暨介休市政府全体领导及行政人员，特别是郝继文与张志东两位先生全心全力的协助与精诚无私的配合。对此，我们谨致上最高的谢忱。
2015年10月25日
[1].乔健，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创系主任，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世新大学荣誉教授。
[2].乔健、王怀民主编：《黄土文明一亮点：介休市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城市文化论述》，华艺学术出版社2014年版。
[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5].Fei Xiaotong，Study of Manin China，In Home Bound，Studiesof East Asian Society，Chie Nakane and Chien Chiao，eds.，Tokyo：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Tokyo Bunko，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