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安杜公祠的历代营建与改建
明嘉靖五年西安杜公祠始建之时，原址“在牛头寺南一里，塔院之左”[26]。初创规模并不甚大，张治道述称：杜公祠“门一，前、后堂二，合三楹。东西庑二，如堂。周以垣墙，树以柳果，郁如葱如，巍乎焕焉”[27]。明末清初，关中地区战乱频仍，至清朝初年“兵火之后，止存正祠半圮”。黄家鼎对乱后的杜公祠有生动的描述：“余治之樊川，有子美祠，屏少陵，几神禾，左华严，右勋荫，清明近襟，潏水远带，为城南第一名胜。世久祠残，相漓丹黄。正殿三楹，风雨不蔽。”经黄家鼎整修之后，杜公祠“周方筑墙若干堵，为门舍一，扶正堂而觉会之，丹涂之，色其像，正配享位于左。建庑舍东西各三楹，环左右树以柏柳花果之属，仪门外作小舍，延子美裔孑遗桂，与居莳圹内地，奉时祭焉”[28]。此次重修基本上是对明代杜公祠建筑的整修，并未扩大规模。
清康熙四十一年，达理善新修杜公祠时，杜公祠的规模得以拓展。达理善《新修杜工部祠记》记载：“因亟命匠石辟旧地，营新居，斩材庀工，傍山造殿一区。周以墙垣，丹艧涂暨，粉饰装点。龛像另为改修，焕然一新焉。又就曲水旁构一亭，植以奇花异草。亭后为屋数椽，招僧居住，朝夕奉祀香火，以垂永久。登其堂，上倚崇山，下临溪水，去平地数十丈，脱尘氛，绝烦嚣，流水潺湲，与林木微风相映带。面对南山，山之巅崖峭壁，紫绿万状，皆若争研斗媚于远眺间。徘徊俯仰，今日堂庑整肃，飞甍巨桶，皆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佳卉美树，列植交荫，皆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三阅月而工告竣。”
“傍山造殿一区”“曲水旁构一亭”“亭后为屋数椽”，扩建规模不可谓不大。达理善能有如此财力、物力，与其家族背景关系密切。达理善自称：“余年来随家君任所，家君由观察、历藩伯、晋秩大中丞。”达理善所说的“家君”就是他的父亲、时任陕西巡抚的鄂海。鄂海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闰三月出任陕西按察使（观察）以来，长期在陕西为官。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年，任陕西布政使（藩伯）。康熙四十年升任陕西巡抚（大中丞），成为陕西行省最高主政官员。直至康熙四十九年升任湖广总督，才离开陕西政坛。[29]达理善为扩建杜公祠花费巨大，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父亲鄂海的大力支持。
清乾隆年间，李法来游杜公祠，所见环境与达理善重修杜公祠的情景仍大体一致，只是祠宇破败，引发了文人游客的感伤之情。“入门，一水升余，绕阶过，听之泠泠然，疏竹十数竿，压垣拂牖，片石苔藓交萦，是真诗人之祠欤！迨登堂，礼公像，见其伟躯赭面，大不类苦吟者，则工之愚不足与责也。……然像又剥落，尘垢殊不似牛头之金身都丽也。左楹小像，青巾皂服，苍秀而髯。南面西顾，袖左掣，则明诗人张太微也，与杜分安配飨。而颓垣欹柱，破屋照天，白日黄雀不肯略相避。俾游者悽然不忍睹二公清苦状，且野人伧父率多题诗词壁，鸦抹蛩聒，备极唐突不堪态，奈某与友，客也，况无钱，莫为修葺涂塈计。”再次整修后，李法述称：“扩故所居三楹为五，稍幽邃，日风雨弗害也。侧列东西庑各三楹，门屋三楹，为祭时衣冠地。及诏牲幂酒，诸有事所，常则为骚人游士所盘桓。杜像命工图华州西溪亭子所祀者，儒冠古貌，眉间微锁，存忠君爱国忧。张仍前仪，坐东楹，各为龛。高不及栋，不纯彩。东庑北楹，置柜一，实二公《集》。其中西嵌石于壁，勒二公生平无遗失，俾游者览焉。阶下水，石甃三折，绕西庑南侧，穿墉出，南折至门右，凿地汇为池，兑其余西流，池缘以柳，中宜荷，前后各植竹，横池辇终南，石桥其上，蹑之乃至门。”[30]景致不可谓不幽静，杜甫像不可谓不肃穆，杜甫、张治道生平事迹不可谓不翔实，这已是杜公祠的极盛面貌。
但好景不长，嘉庆初年杜公祠“毁于火，嘉庆九年邑士人杨调鼎、王淳敬等请于巡抚方公维甸，捐资改建于牛头寺东，与寺相属，神像配像如旧制，又修官亭游廊花亭十数楹”[31]。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此次改建之后，新祠“较旧祠规模宏远矣”，这一说法大概只是应景之语。同治七年，陕西布政使林寿图再度捐资重修杜公祠，此次重修自然是在嘉庆改建的基础上进行的。谢章铤《重修杜工部祠碑》记载：杜公祠重修之后“中为享室，翼以扶廊，左辟游燕之所，右旧有文昌宫，亦新焉。杂树花木，庀器用，凡祠之应有者略备”[32]。仅称“略备”，与鼎盛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虽经光绪十三年陕西巡抚叶伯英捐资重修，“榱栋之陁者复之，户牖之朽者更之，垣墉瓴甓之颓破者完整之。并筑亭于院东隙地，以供游人之吟眺焉”[33]。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逃至西安，甘军董福祥充当随扈大臣，甘军部队屯驻西安城南杜公祠，“光绪二十七年甘军屯祠，横碑为俎，沾面蔬肉，捶而裂焉”。此“横碑”即是李法《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中所称“杜像命工图华州西溪亭子所祀者，儒冠古貌，眉间微锁”者。因杜甫画像碑沦为甘军厨下砧板，仅存残石，随慈禧太后西逃的国子监助教曾廉作诗谴责道：“摄衣北面拜遗像，空堂芜秽无屏障。五尺古碑裂为三，中更零落无由访。西院呼僧相与言，云是甘军屯此轩。牡丹为薪碑为俎，刀飞俎断委荒土。”曾氏“载残石已归，并索取卧龙寺旧拓遗像，求佳石，命匠重刊”，只是“祠有牡丹一株，高至丈余，今焚毁不可复见矣”[34]，令曾廉颇为伤感。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杜公祠“旁牡丹最多，曲栏小阁，俯视樊川，夏月荷花尤盛，信城南第一名胜也”[35]。基本能够维持着清末的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牛头寺、杜公祠界内修建杨虎城陵园，使得杜公祠的规模进一步缩小，仅剩“傍山造殿一区”，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见到的杜公祠。
西安杜公祠明代始建，历经明清数百年风雨，多次毁坏，也多次重修，杜甫的文化身份也经历了乡贤、诗圣、国士三者此消彼长、时而分离、时而交融的复杂转变。嘉靖年间始建杜公祠时，正是关中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官员、文人、乡里一同祭祀杜甫，本地文士为杜甫的乡贤身份与外来观念争论不休。此后，陕西关中地区迭遭地震天灾、改朝换代的影响，强势地域文化渐次落潮，杜公祠祭祀失去了乡里邑人的参与，外来官员倡导下的祭祀内涵转变为了诗圣与国士的统一，杜甫的乡贤身份也无人再提。清乾隆年间，关中地域文化随着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再度复兴，杜甫的乡贤身份再被提起，与诗圣和国士身份平等兼容，杜公祠祭祀也再度迎来官员、文人、社会广泛参与的新高潮。而此后清末的乱世、衰世中，随着战乱和经济衰退，杜公祠祭祀再次回到读杜诗、感杜情的官员和文人手中，杜甫的国士之心也在他们的感同身受中更加凸显。
在乡贤、诗圣、国士三重身份的转变之间，西安杜公祠屡毁屡兴，祠宇规模亦随着国运兴衰不断起伏，但杜公祠作为崇祀杜甫的载体，一直存在于明清以来西安地方官员、文人乃至百姓的信仰与生活之中。尤其在清末时局动荡、国运艰难之时，官员、文士追思杜甫的“忠爱”精神，既是对自身的精神慰藉，同时也是将杜甫引为人生知己，希望在杜甫精神的引领和鼓励下，能够挽救危局。西安杜公祠也寄寓了当时人们挽救国运的美好愿景，这无疑提升了西安杜公祠的文化价值和现实价值。
[1]（明）唐龙：《杜子祠记》,《渔石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65册，第359—360页。（全书相同文献略去版本信息）
[2]按：（明）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载：“嘉靖丙戌，巡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按满风旋，驻省采谣，谓少陵乃杜子生长之地，不可无祠”;（明）王鹤《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碑亦载：“少陵故无杜公祠。祠自嘉靖丙戌始，盖即公故里建之，所谓礼以义起也。”嘉靖丙戌即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杜公祠原属西安府咸宁县辖地。1914年，废咸宁县，并入长安县。杜公祠改属长安县辖地，现为西安市长安区杜公祠管理所。因杜公祠创自明代，属西安府，故称西安杜公祠。
[3]张治道（1487—1556），字孟独，号太微山人，陕西长安人。正德九年进士，知长垣县。迁刑部主事，引疾归。与王九思、康海纵论诗文。有《太微前后集》《嘉靖集》传世。康海《对山集》卷一四有《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
[4]（明）张治道：《建杜子祠并序》,《太微诗集》卷八《五言律诗》，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孔天胤刻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50册，第525页。
[5]（明）唐龙：《杜子祠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第359—360页。
[6]（明）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7]（明）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第268页。
[8]（明）赵廷瑞修，马理纂：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六《西安府·乡贤》，叶一九B，嘉靖二十一年刻本，黄秀文，吴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页。
[9]按：此段文字原碑碑文损泐。今据（清）李元春选，石全润辑录《关中两朝文钞》卷四张治道《创建杜子祠记》补足。
[10]（明）王鹤：《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此碑立于万历五年三月，碑存今杜公祠内，据原碑抄录。按：王鹤，字子皋，号薇田，陕西长安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系张治道弟子。
[11]（明）张治道：《张太微诗集后集》卷一，影印明嘉靖刻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50册，第592页。
[12]（明）王鹤：《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据原碑抄录。
[13]（清）万斯同：《明史》卷三八八《文苑传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册，第172页。
[14]按：王鹤为恢复春秋两祀，提出“两祀废而弗修，非前人尚贤之意。而府议又谓二祀故属咸宁，今从祀张先生，长安人，可令咸宁祀春，长安祀秋。财省而礼备，便甚”。见王鹤撰文《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碑。
[15]（清）黄家鼎修，陈大经纂：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祠祀》，叶二一 B，清康熙七年刻本。按：此文原无题，《重修杜公祠记》之题为笔者代拟。
[16]（清）黄家鼎修，陈大经纂：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祠祀》，叶二一B。
[17]（清）黄家鼎修，陈大经纂：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祠祀》，叶二一 B。按：“太微碑”应指王鹤《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碑，黄氏于蔓草之中，或许并未寻见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这也造成了历史文献与认知的断裂。
[18]（清）屈大均：《杜曲谒杜子美先生祠》,《道援堂诗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按，屈大均游历时间见卜庆安《屈大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0年。
[19]（清）黄家鼎修，陈大经纂：（清）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祠祀》，叶二一B。
[20]（清）达礼善：《新修杜工部祠记》，原碑在西安杜公祠内，此据原碑抄录。康熙《咸宁县志》卷八《艺文》收录该碑文全文（页七一）。按：黄家鼎所修《咸宁县志》版本信息皆作清康熙七年刻本（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3页），但由《艺文》收录达礼善作于康熙四十一年的《新修杜工部祠记》可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清康熙末年增刻本。
[21]（清）李法：《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关中两朝文钞》卷二一，叶五○至五二，道光十二年刻本。按：李法系陕西同州府大荔县人。（清）贺云鸿纂修：乾隆《大荔县志》卷一五《人物·儒文》载：“李法，字维则。岁贡生，司训狄道州。笃学敦行，尤工诗，著述甚富。有《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俱经杨学院嗣曾追梓，同遗稿著序表之。”（清）饶应祺修，马先登纂：光绪《同州府续志》卷一一《人物》又载，李法“尝从武功孙酉峰景烈于关中书院”,“陕甘督学杨嗣曾过武功访关中知名士，景烈以法对。及案临狄道，而法已卒。因为归其柩，复序刊其遗稿”。杨嗣曾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出任陕甘学政（《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影印清内府钞本。《清实录》第19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58页），另据（清）联瑛修，李镜清纂：宣统《狄道州续志》卷七《职官表·训导》记载：“李法，乾隆三十七年任。”由此可知，《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绝不早于乾隆三十七年。该文冠以“拟”字，当为李法早年求学关中书院时所作，重修事当在乾隆初年。
[22]（清）李法：《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关中两朝文钞》卷二一，叶五二。
[23]（清）高廷法、沈琮修：嘉庆《咸宁县志》卷一二《祠祀》，叶一一，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24]（清）谢章铤：《重修杜工部祠碑》，原碑今存西安杜公祠内，此据原碑抄录。
[25]（清）叶伯英：《重修杜工部祠堂记》，原碑今存西安杜公祠内，此据原碑抄录。
[26]（清）高廷法、沈琮修：嘉庆《咸宁县志》卷一二《祠祀》，叶一一A。
[27]（明）张治道：《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记》,《陕西碑石精华》，第268页。
[28]（清）黄家鼎修，陈大经纂：康熙《咸宁县志》卷二《建置·祠祀》，叶二一B。
[29]按：鄂海在陕履历参见钱实甫主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14、2015、1797、1798、1562、1568页。
[30]（清）李法：《拟重修杜工部张太微祠堂记》,《关中两朝文钞》卷二一，叶五○至五一。
[31]（清）高廷法、沈琮修：嘉庆《咸宁县志》卷一二《祠祀》，叶一一A。
[32]（清）谢章铤：《重修杜工部祠碑》，此据原碑抄录。
[33]（清）叶伯英：《重修杜工部祠堂记》，此据原碑抄录。
[34]按：今杜公祠内有《唐杜文贞公遗像碑》，即为曾廉重新摹刻，曾诗及题跋刻于杜甫画像碑上。本书所引曾廉诗见氏著《瓥菴集》卷三下《诗》，诗题《杜工部祠饯王泽寰》。
[35]翁柽修，宋聊奎纂：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七《祠祀考》，叶四A，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