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吾大东日本之人”：日本江户时代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及身份挪位

1624年7月14日，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平户市，至今在平户市川内浦的千里滨仍然保留着郑成功“儿诞石”遗迹。郑成功的父亲是海商郑芝龙，母亲为日本的田川氏，郑成功的本名叫郑森。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七岁的郑森由叔叔郑芝燕带回父亲的家乡福建省南安县石井镇。也就是说，郑成功七岁之前的时光都是在日本平户度过的。同时，日本认为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日本人，因此，日本血统成为日本文人对郑成功进行身份认定的关键。

在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体现了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1852年，平户第三十五代藩主松浦侯乾斎为了纪念郑成功，建立了《延平郡王庆诞芳踪》碑，该碑文所体现的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极具代表性。实际上，《延平郡王庆诞芳踪》碑的碑文最初由朝川善庵撰写，但是因为善庵所撰碑文过长，未找到能够登载此碑文的巨石，因此命善庵删减，但善庵不久于人世，平户藩主又改命叶山铠轩重新撰文，即成为现在的《延平郡王庆诞芳踪》碑的碑文。

朝川善庵在其撰写的《郑将军成功传碑》中写道：“吾大东日本之人，以武勇胜于万国，世所知也。夫以匹夫驰勇名于西洋，耀武威于天下者……其并勇与义而有之，吾郑将军成功，盖其人乎？”[2]其中，“吾大东日本之人”的论述，表明了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是日本人，而且，朝川善庵在碑文中对郑成功的勇武精神大加赞扬。

另外，叶山铠轩的碑文这样写道：“吾乾斎老公曰：‘成功以一时遭遇，自唱大义，以恢复为己任，其正气耿耿，与天壤俱存。而母亦贞烈，实不愧为日东之产矣。是或胚胎于吾封内之素教尔欤！何其迹之奇也？’”[3]这里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强调了郑成功日本母亲的重要作用。该碑文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强调了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指出郑成功的英勇皆因为具有日本血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文人从血缘的角度，认定郑成功为日本人或者是具有日本人特征。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国姓爷合战》[4]（1715年）也充分体现了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该剧以郑成功的故事为原型塑造了日本武士“和藤内”，描写的是“和藤内”率领大军与鞑靼会战，最后夺取南京城复兴了明朝的反清复明的故事。随着《国姓爷合战》的广泛传播，《国姓爷合战》的改作剧不断涌现，甚至产生了“国姓爷”热潮。

据《国性（姓）爷上演记录》[5]记载，自1715年《国姓爷合战》初演至明治维新之前，涌现出大量《国姓爷合战》的改作剧。比如，1716年就出现了名为《国姓爷》的狂言，接着又有《倾城国姓爷》（1717年）、《国姓爷后日》（1717年）、《国姓爷宝船》（1717年）、《国姓爷后日合战》（1717年）、《和藤内》（1723年）、《国姓爷竹拔五郎》（1727年）、《唐锦国姓爷合战》（1730年）、《国姓爷合战八番续》（1731年）、《增补国姓爷合战》（1756年）、《假名草纸国姓爷实录》（1759年）、《赖上增御见物样》（1764年）、《风流国姓爷操仕立五段续》（1802年）等一系列国姓爷改作剧，而且这些戏剧、狂言等皆上演数次、数十次之多。从上述以“和藤内”命名的改作剧可以看出，“和藤内”形象通过艺术形式，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已经家喻户晓。因此，日本在记载国姓爷郑成功的历史之时，也经常使用“和藤内”这一称呼指代郑成功。1852年，日本平户市修建的郑成功纪念碑《延平郡王庆诞芳踪》碑，在日本也被称为“和藤内之碑”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

可以说，近松所塑造的“和藤内”形象是影响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重要因素。随着“和藤内”形象的深入人心，日本文人形成了对和藤内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日本武士特点的定式思维，并且进一步将这种思维模式与历史上的郑成功融为一体。由此可以观察到，日本文人对郑成功身份的早期认定也呈现出对其日本人特征的强化。

在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1828年）中，儒学家青山延于在《青山跋》中写道：“盖成功母子虽其忠烈出于天性，亦非我神州风气之所使然欤？然则郑氏之有成功，不翅明国之光，亦我神州之华也！”[6]这里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则强调了郑成功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具有“我神州之华”的特点，亦即郑成功具有日本人特征。

此外，齐藤正谦在《海外异传》中，对郑成功的事绩评价如下：“郑大木之王台湾，亦我皇国之余烈。”[7]“郑大木慷慨唱义，招颓日于虞渊，以孤兵当勃兴之敌，百折不挠，有我楠中将之风。及其子孙，奉正统于一隅数十年，亦与楠氏相类矣。盖孕我东方之精故欤？”[8]从齐藤氏对郑成功的评价可知，齐藤氏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是强调了郑成功所具有的日本人特征。

简言之，江户时代日本文人认定郑成功是“吾大东日本之人”，将郑成功的身份定位为日本人，或者是特别强调其日本人特征。关于这一点，一方面是基于郑成功具有日本血统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近松在《国姓爷合战》中所塑造的日本武士“和藤内”形象的影响。

实际上，郑成功生活的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仍然是以父权制为主体的社会，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中国人，即使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那么按照当时的社会性质，郑成功也应该跟随父亲郑芝龙，属于中国人。因此，日本文人从血缘的角度认定郑成功为日本人，是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一种挪位。由此也可以看出，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特征，重在强调郑成功身份的日本文化属性。

与江户时代的日本不同，这一时期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呈现出不同的样相。首先，在明朝存续时期，郑成功以科举考试为目标，成为南京太学的学员。1630年，明朝崇祯三年，七岁的郑森回到了父亲的家乡福建省南安县的石井镇，并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标勤学苦读。1638年，明朝崇祯十一年，十五岁的郑森考中了秀才，并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郑森进入南京太学学习，师从明朝硕儒钱谦益。钱谦益对郑森极其满意，替他取名“大木”作为表字。但是，由于生逢乱世，郑成功的科举之路随着明朝的灭亡而中断。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景山自杀，明朝灭亡。可以看出，明朝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是南京国子监太学的学员，当时郑成功年仅二十一岁，名字是郑森。

其次，南明朝廷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则随着南明皇帝对郑成功的不断晋封而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南明是明朝的延续，“南”字是历史学家加上去的，以区分原来的明朝。关于南明朝廷存续的时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1662年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被害的时间作为南明的终结；第二种观点是将1683年台湾明郑政权的灭亡作为南明的终结。因为在永历帝遇害后，台湾的明郑政权仍然奉永历帝为正朔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所以本文采用了第二种史家的观点，即将1683年视为南明朝廷的终结。在这段时期，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以南明皇帝的晋封为主要方式。

1645年，南明的弘光政权灭亡，同年，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在隆武帝时期，郑成功受到隆武帝的赏识，遂赐国姓“朱”，并赐名“成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这就是“朱成功”名字的来历。实际上，郑成功当时在给日本的请援书中，署名即为“朱成功”，“郑成功”之名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通称，因为这些史料多数是清朝以后记载的，于是历史学家便使用“郑”字取代了明朝的国姓“朱”字，用“郑成功”进行记载。因为隆武帝赐国姓，所以当时的郑成功也被称为“国姓爷”。隆武二年（1646年），郑成功二十三岁，隆武帝封他为“忠孝伯”，赐尚方宝剑，挂“招讨大将军”印。也正是在这一年，郑成功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清朝，隆武帝亦被清军杀害。另外还有一个事件是，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遭到了清军的迫害而自杀。这两个事件决定了郑成功的人生，郑成功怀着国恨家仇，与父亲郑芝龙分道扬镳，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1647年，郑成功奉在广东省肇庆被拥立为帝的朱由榔，即永历帝为正朔，在南澳起兵，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名义号召天下，开始了反清复明活动。

在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号召下，很多明朝遗臣都前来依附，郑成功的军队迅速壮大。1648年10月，永历帝派人送来诏书，封郑成功为“威远侯”。1649年7月，永历帝又遣使封郑成功为“广平公”，以褒奖其忠于明室。永历七年六月，即1653年6月，郑成功在海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永历帝派兵部主事万年英到厦门送去敕册，敕晋郑成功为“漳国公”[9]，封为“延平王”。但是，郑成功却辞表没有接受，并派遣监督张自新陪同万年英回奏永历帝，请求敕封海澄战役中的功臣。于是，按照郑成功的奏请，永历帝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王秀奇为庆都伯，赫文兴为祥福伯，万礼为建安伯，同时，对其他将士也进行了论功封赏。永历十二年，即1658年，郑成功在北征南京之前被晋封为“延平郡王”[10]。据史料记载，郑成功最喜欢的封号便是“延平郡王”，所以，直至1662年去世，郑成功都一直以“延平郡王”自居。

最后，清廷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同。郑成功作为明朝遗臣，在与清朝斗争的过程中被认定为“乱臣贼子”。《清史稿》列传十一的《清史列传郑成功传》是考察清朝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依据，其中记载：“三十九年（1700年——笔者注），上念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特赐成功及子经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11]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郑氏政权存续时期，清朝对郑成功的认定为“乱臣贼子”。在郑氏政权灭亡后，清朝对郑成功的这一认定发生了变化，认定其为“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

对于“乱臣贼子”之类的称呼，在清朝史臣编撰的方略《清代官书记明 台湾郑氏亡事》中随处可见。《清代官书记明 台湾郑氏亡事》原名为《平定海寇方略》，共四卷，该书原本是清朝的内阁档案，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19年（1930年）2月该书得以出版，改成了现在的书名。在该书中，1683年7月19日记载：“上谕户、兵二部：海洋远险，风涛不测。自明以来，贼寇盘踞岛屿，出没靡常，为害已久。本朝平定闽省，逆贼郑成功窜伏海岛，侵扰沿海地方，虽屡经征讨，未尽根株。”[12]从中可以看出，清廷当时视郑成功为“逆贼”，而郑氏则被称为“贼寇”。不仅如此，在顺治年间的史料中，充斥着对郑成功为逆贼的称呼，例如称郑成功为“海贼郑森”“海逆郑成功”“闽逆郑成功”“伪国姓”等，例如在《五大商曾定老等私通郑成功残揭帖》中有这样的记载：“伊子曾汝云受伪国姓密嘱，令其营钻生员、举人为护身之符，以便阴通内地信息。”[13]“郑逆盘踞海上，招集夥商，发本经营，一时遂有五大商之号。”[14]对于与清廷作对，反清复明的郑成功，清廷对于郑成功的这种身份认定并不出乎意料。

除此之外，在台湾郑氏政权灭亡后，清廷对于郑成功庙的态度，也反映了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变化。郑氏灭亡后，台湾民众仍然眷恋故国，因思慕延平郡王郑成功心切，便在邑治东安坊私建了开山王庙祭祀郑成功，尊郑成功为“开台圣王”。清朝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福建船政大臣巡台使沈葆桢巡视台澎时，台湾府进士杨士芳等禀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于是沈葆桢奏请清廷：“奏为明季遗臣，台阳初祖，生而忠正，殁而英灵，恳予赐谥建祠，以顺兴情，以明大义事。”[15]由此可知，沈葆桢是以郑成功为“明季遗臣”的身份奏请清廷并获得批准的，从中也可以看出，1874年，清廷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已经由原来的“贼寇”“海寇”等逆臣，恢复到明朝遗臣、延平郡王的身份认定。同时，这也是清廷对郑成功为“开台圣王”身份的肯定。

实际上，清廷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改变，也源于外部压力。1871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准备出兵台湾，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清廷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遂派遣沈葆桢到台湾，一方面了解台湾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负责处理台湾的海防及外交事务。针对“牡丹社事件”，中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北京专约》，中方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之举”，并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清廷在认识到台湾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郑成功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力，这也是促使清朝对郑成功身份认定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