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种子发出的芽”：近代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及身份挪位

从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为了便于表述，这里用“近代日本”来指代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段时期，即1868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及身份挪位，可以说是江户时代的延续。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取得了对台湾的统治权，开始了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又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逐步加快了侵华的步伐，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体现出利用郑成功这一历史人物来宣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的特点。因此，日本文人极力强调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以达到殖民统治台湾正当化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的目的。

首先，日本文人基于郑成功的日本血统认定郑成功具有日本人特征。关于这一点，在日本官方的往来文件中有着明显体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为了同化台湾民众，台湾总督府将郑成功信仰纳入了日本的神道体系，1897年1月13日，拓殖省下达《台甲114号》指令，批准台湾总督府的申请，将祭祀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16]。

郑成功信仰之所以被纳入日本神道体系，源头自然是来自郑成功的日本母亲，也就是说郑成功具有日本血统，但是在日本官方的公文中，并未完全将郑成功看成是日本人。当时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在郑成功的申报书中称：“倘若尚且不论其他寻常寺庙之由来、存废，而先就本岛之开化元勋，尤为忠烈之日本妇人所生之郑成功庙，予以更改社号为开台神社，并加列国币社更依旧将其母田川氏陪祀其中。”[17]可见，日本官方将郑成功视为“日本妇人所生之郑成功”，并未直接认定郑成功是日本人，正如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在向日本拓殖省的上书中指出的那样：“郑成功此人为恢复明朝，举兵作战失利，遂占据本岛，虽可谓为明朝之一忠臣，然尚且不能以我帝国之忠臣称谓，且乎其母虽亦为我帝国之臣民田川氏，然此亦不过仅与我国有点渊源，是以倘若祭之以国币社，则可谓破例之大矣。”[18]可见，乃木希典将郑成功视为“明朝之一忠臣”，但是并未将其视为日本人，只不过认为郑成功与日本有渊源，即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人。乃木希典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最多认为郑成功为中日混血儿，并非真正的日本人。乃木希典的言论体现了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对郑成功的认识。尽管如此，日本官方依然将郑成功庙加列为国币社，其政治意图的明显不言而喻。

此外，1874年，染崎延房在《台湾外记：一名国姓爷》中评价郑成功具有“日本魂”，郑氏三代皆具“楠氏”遗风，这与江户时代齐藤氏对于郑成功的评价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可以看出，染崎氏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体现了郑成功具有日本人的特征。

1894年，依田学海在《国姓爷讨清记》中写道：“诸君，读吧！读吧！声名远扬的国姓爷具有日本人气象，本书记录了他与满清交战的大雄略。占领台湾！快快占领台湾吧！以慰藉国姓爷亡魂！国姓爷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诸君！快来读这国姓爷讨清记吧！”[19]依田氏所言郑成功的“日本人气象”，以及“日本种子发出的芽”，都体现了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这里既是从血缘上强调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同时也是强调了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即通过强调郑成功身份的中日文化交融的属性，来实现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正当性的目的。

1895年，丸山正彦在《台湾开创郑成功》的序言中写道：“郑成功将军怀着遗恨而终，我日本仁义之师与清朝抵抗，终于迎来媾和修好的结局，整备善邻旧交，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入其生国日本的版图。平定匪徒指日可待。如今将军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定会感激我日本大君的皇恩。”[20]丸山正彦指出了郑成功开创台湾的功绩，所以，日本将台湾纳入版图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思维模式体现了郑成功身份的中日文化交融属性，即郑成功受到了中日文化的影响，这样一来，日本将台湾纳入版图也就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1898年，日本小说家幸田露伴在少年文学《郑成功》的开篇写道：成功“慷慨壮烈，真正具有日本武士之风”[21]。这与染崎氏所言郑成功具有“楠氏”遗风很相似，都强调了郑成功所具有的日本武士的特点。1903年，宫崎滔天的《明治国姓爷》问世，该小说从1903年8月16日至1904年1月29日在日本的《二六新报》连载。《明治国姓爷》以日俄战争为背景，主人公堺铁男的出生地与郑成功出生地相同，都是日本肥前松浦的平户，宫崎滔天将主人公堺铁男誉为“明治的国姓爷”，折射出作者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即呼吁中国与日本合作，并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平等自由的亚洲，同时也体现出了作为同盟会会员的宫崎滔天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1914年，在爱国妇人会台湾支部成立五周年之际，鹿岛樱巷在《国姓爷后日物语》开篇写道：“郑成功倾注心血的台湾，已经归入我日本版图。对台湾有巨大功劳的郑成功，自然是我日本的豪杰。成功在天有灵，得知日本夺取了台湾，想必在地下也瞑目了吧。”[22]鹿岛氏在这里明确指出了郑成功为“我日本的豪杰”，即指出郑成功出生在日本，具有日本人特征的身份认定。

概言之，在近代日本，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同样强调了郑成功的日本人特征。与江户时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与日本的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也需要强调郑成功的中国文化属性。郑成功具有日本人特征的身份认定，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提供了正当性，也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提供了合理性。这一时期，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体现出了郑成功身份具有中日文化交融的属性特点。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郑成功反清复明、驱逐荷兰殖民者的精神与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精神相契合，于是，中国同盟会对郑成功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大力宣传。在中国同盟会总部宣言中，孙中山指出：“自延平以抵金田，吾伯叔兄弟诸姑姊妹奉先烈遗志，报九世之仇，为争自由争人道而死者，实一千二百万人，于戲！烈矣。”[23]这里的延平，即指郑成功。

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杂志《民报》上，刊载了浴日生创作的以郑成功为题材的小说《海国英雄记》。在该书序言中，浴日生写到自己在炎热的夏季到日本神奈川县的江之岛避暑：“路人告余曰：‘君其南京人，欤何思之深也。君知君之国有英雄郑成功其人欤？其母乃吾国士人之女也。’吾闻其语而益怆然悲也。夫自壮烈殉国，鞑靼入关，其不愧黄帝子孙，泣血誓师，不共天日，与逆胡抗战，卒据台湾一片干净土，延明祀于二十余稔者，吾国英雄郑成功之力也。”[24]浴日生指出了郑成功抗击鞑靼、延续明朝正统的事绩，并感叹郑成功之悲惨遭遇，接着写道：“倘天假與年，王师再讨，满之为满，未可知耳。何图天不助明，壮岁淹殁，祀仅再传，终降于虏而汉室声灵，亦随海角波涛而竟逝之。此吾海国英雄记所以作也。”[25]在此，浴日生指出了撰写《海国英雄记》的原因，也对当时局势做了分析，契合了当时同盟会的思想。

不仅是浴日生，中国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的结尾也写道：“外国人不明中国历史，以武昌起义……不过百余日，而清帝即退位，颇讶其集事之速。殊不知自延平金田以来，为革命牺牲已千余万人，而自天地会创设以抵辛亥，且已二百三十有八年矣。”[26]萧一山在此也指出了郑成功在“革命”道路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另外，关于“天地会”的创立之说，其中之一的说法为明朝遗老所开创，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孙中山将明朝遗老开创的天地会与辛亥革命进行了融合，他指出：“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27]也就是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是继承了明朝遗臣反清复明的伟业。因此，在这一时期，郑成功被宣传成了“抵御外来统治的民族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事迹再次成为宣传的热点，郑成功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已经转变成为“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