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本来不太适合给别人的著作作序，但是，张悠哲是我的学生，态度又非常诚恳，我也只好遵命。
在我印象里，张悠哲是淑女型女生，温文尔雅，平和宁静，做事和读书都很认真、执着。她毕业后，时有微信联系，也知道她的一些情况，结婚生子，也在高校任教，生活和工作都很积极、乐观。这部书稿是她多年来学习、思考的一个结晶，虽然谈不上博大高深，却也是她学术上积极努力的累积和见证。
书稿题名为“中国当代戏仿文化研究”，研究范围比原来的论文扩大一些，原来的论文只限于当代文学范围之内，现在加入了文化部分，想必是，她觉得单单在文学上研究“戏仿”有些说不清吧。这或许也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
著作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首先是“戏仿”理论探源和“戏仿”现象发生的追溯，从古希腊开始，然后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主要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涉及玛格丽特·罗斯的《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佛马克、易布思夫妇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的观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等，这些在当代中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念，在文中并不显得生硬和芜杂，而是被井井有条地纳入到自己的思考之中，有的地方不免浅显，但是清楚、明白。这些外来的知识也具有必要性，对于理解“戏仿”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发。学术上不应该过于封闭，鲁迅的“拿来主义”仍然是面对西方文化最值得效法的态度。现在毕竟是文化大交流、大交融的时代，中国当代学术发展需要更好地吸收、借鉴异域文化的养料。中国文化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吸收外来文化来强壮、发展自己，一直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重要特点。在古代，印度的佛教和北方的游牧文化，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吸收西方文化更是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晚清以来那些大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吸收着外来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但又都不失中国的情怀。张悠哲在充分关注西方“戏仿”理论及其起源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国的传统。她将“戏仿”和中国传统的“滑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俳优表演已经具有“滑稽”因素，《史记》的《滑稽列传》则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滑稽”的特征：优孟、优旃、淳于髡三位俳优善于调笑，用滑稽讽刺对君王进行谏言。唐代的“参军戏”滑稽十足，宋代的杂剧保持了唐以来优戏的滑稽调笑风格，模仿多个人物和场景，形成完整的故事情节。近代以来戏曲中的插科打诨也得益于戏剧固有的滑稽戏谑因子。中国古代的小说、诗歌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滑稽因素。近代的政治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中的仿古故事，也有一定的戏仿性因素。《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名作，戏仿因素也处于重要地位。在现代小说中，鲁迅的《故事新编》明显具有戏仿性，沈从文、施蛰存、冯至的作品中，也存在着戏仿的因素。这种对戏仿理论和发生的探源、追溯和梳理，也是比较重要的，它既是作者良好的知识结构、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的呈现，也是其思想、方法的基本平台。
在探源、梳理之后，便切入具体的论述对象：当代文学、文化中的“戏仿”现象。她探讨了新时期“戏仿”起源于泛化，认为新时期“戏仿”最初是那种讽刺小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蒙、高晓声、谌容等人的讽刺小说和具有的讽刺性语言，是新时期比较早的具有“戏仿”因素的作品。在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90年代，“戏仿”逐渐渗透，乃至融入社会和文学的各个角落，期间，文坛的各种力量都介入“戏仿”之中，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对于“戏仿”的泛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描述是比较准确的。尽管先锋文学存在着“戏仿”因素，但是，由于其探索性和非大众化，局限在纯文学之中，就社会影响而言并不一定太大。大众化文学由于其对市场的认可和追求，对社会大众影响更为明显、广泛。比如，“二人转”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民间艺术，其表演充满了戏仿性，在大众社会之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马原的“叙事圈套”则只在那些先锋的偏好者和一部分关心文学的青年中具有影响力。
在进入更为具体的“戏仿”现象研究的时候，她进行了分类，或者说她选择了几个问题作为突破口，而没有泛泛而论，这是明智之举。如果没有对“问题”的聚焦，就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作者选择了语言戏仿、文本戏仿和文化视野中的戏仿，此外，还有“散论”多篇，基本上是论文式的专项研究。就广度而言，这种研究布局虽然未必很严密，但是基本合理，大体上覆盖了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戏仿”现象。这里涉及许多作家作品所蕴含的“戏仿”现象，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某种丰富、复杂的景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对于理解一些作家作品特色、风格也不无裨益。比如，人们普遍感觉莫言小说文体多变、语言芜杂，其实，如果从戏仿的角度看，也可以去深入理解莫言文体和语言问题。余华的先锋叙事，存在着对其他文类的模仿，《河边的错误》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古典爱情》是对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颠覆，《鲜血梅花》是对武侠小说的戏仿；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将唐人传奇和当代人生拼贴和交融在一起，以此叩问人生、命运和历史；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以世俗化、民间化的立场去关照历史，寻找另一种真实，由此，又涉及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态度问题。我以为，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语言戏仿类型分析”是十分充实而丰富的。作者无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要细读许多作家的作品，还要进行更为细化的分类。她深入到各种类型的语言戏仿之中，不仅涉及80年代以来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乃至一线作家如莫言、余华、阎连科、残雪、毕飞宇、王蒙、王朔、刘震云、方方、刘恒、徐坤、东西、李洱，等等，还分析了影视剧中的语言，不仅有常见的作品，而且还有人们容易忽略的作品。在对语言进行分类的时候，作者明确声明：“本书借鉴巴赫金对小说戏仿形态的分类，结合中国当代文学中戏仿语言的特征，将语言戏仿的类型大致归为三种：一种是对社会典型话语的戏仿，比如政治话语、毛主席语录或箴言、流行用语等。第二种是针对特定人物或类型、风格话语的戏仿，如对知识分子阶层话语的戏仿，对某种专业术语如历史学术语、词典体话语方式的戏仿等。第三种则是混合了前两种语言戏仿类型，形成语言杂糅的综合戏仿，这种戏仿不局限于某个人的语言风格或某些社会典型的话语，而是将种种语言风格杂糅综合在一起进行戏仿。”对王朔语言的分析比较多，这是因为王朔戏仿语言最为突出的缘故。王朔显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作者对王朔保持着自己的立场，一方面详细指出王朔语言戏仿的才能，列举了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王朔商业化、大众化的媚俗气息。这种分析是慎重而辩证的，但是，对于王朔戏仿语言的文学贡献似乎强调的不够。王朔的确有非常庸俗的一面，但是，也有率真的一面，更有犀利的闪光。从当代中国文学来看，王朔的语言包含着当代中国社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王朔的语言嬉笑怒骂，将当代社会许多伪善揭示出来，让人们在笑声中获得一种启示，并非像某些肥皂剧一样仅仅是一种弱智的傻笑。这是许多作家做不到的。总之，我以为，语言是文学最具活力、魅力和精神深度的细胞，语言是作家的呼吸，从语言的修辞风格中，最能见出更深层次的文学动向和作家作品的精神特质。语言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它可以使研究或批评落实到文学更为实在的基石之上，使理论有了更为具体的落脚点，不再成为对着天空独语的空洞之音。另外，“附录”中的问题探讨，由于集中力量对准更为具体的问题，相对其他地方，具有一定的深度。一些在书中的论述得到了更为切实的深化分析。
“戏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希望作者能够不断深入下去，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好的文章。
王学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