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华兹华斯在其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为世人留下了900余首诗歌、一部诗剧《边界人》（The Borderers）以及一部游记《湖区指南》（Guide to the Lakes）。肇始于19世纪初的西方华兹华斯研究迄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

1802年，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在《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所刊载的抨击《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的文章，拉开了西方华兹华斯研究的序幕。杰弗里以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评论家的身份，相继以《莱尔斯顿的白鹿》（The White Doe of Rylstone）、《远游》（The Excursion）等诗歌为考察对象，对华兹华斯的创作才能和诗歌的诗学价值全盘否定。在杰弗里的影响下，就连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等，也同样对华兹华斯的诗风、主题和诗论持有褒贬不一的批评态势。直至1825年，威廉·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对华兹华斯诗人身份的高度赞誉，并对其诗作较为积极的评介，才一改学界对其毁誉参半的评论走向。至此，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地位也逐渐被确立。19世纪后半叶，华兹华斯的声望在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等人，最终由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推向顶峰。阿诺德不仅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哲学思想和教化作用予以认可，还把华兹华斯称作是继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后最伟大的作家。阿诺德对华兹华斯的经典作家地位及其作品深邃思想的肯定，对后世批评界影响颇深。就连19世纪末的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rog Brandes）也这样称赞华兹华斯：“这是罕有的才能！这在极其伟大、杰出的心灵中也常常缺乏！”[3]20世纪以来，继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精致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华兹华斯的诗歌：1784—1814》（Wordsworth's Poetry：1784—1814）、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等较为知名的著述，对华兹华斯的诗论和诗歌予以不同层面和角度的评析后，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迎来了一大批较为系统的专题性研究。华兹华斯的诗作也在相继出现的心理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文学理论中被不断探讨，而华兹华斯与雪莱、柯勒律治、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比较研究以及多层面的文化研究，也在华兹华斯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除了浩如烟海的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评论性专著、介绍性著作、华兹华斯本人及其家族的传记，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主要致力于刊登华兹华斯研究论文的世界高水平刊物《华兹华斯界》（The Wordsworth Circle），也为西方评论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示成果的平台。

同西方学界相比，中国的华兹华斯研究在起步时间上晚了近一个世纪，其研究视域和研究规模亦未能与之比肩。梁启超于1900年在《清议文》所刊载的《慧观》一文，可以看作是国内华兹华斯研究的滥觞。作者把华兹华斯比作“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的“善观者”，肯定诗人“常以其已知推其所未知”“见造化之微妙”的体察万物的超卓能力。梁启超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辜鸿铭、郑振铎、李祁、胡适、陈瘦竹等学者对华兹华斯代表性短诗的自然主题和诗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和总体的把握，这为国内读者初步了解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三十年间，由于历史和政治形态的影响，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受到了冷遇与曲解。卞之琳、晴空、范存忠等学者对华兹华斯等诗人予以抨击。在此期间，华兹华斯的声誉降至迄今为止的最低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内学术领域也得到尽可能大的自由。一些因时代原因被曲解的西方作家在这期间得以重估，华兹华斯便是其中之一。王佐良、郑敏、苏卓兴、王淼龙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恢复华兹华斯积极的浪漫主义身份作了正本清源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纠正政治化的“左”倾偏向、肯定华兹华斯在文学界的地位的基础上，90年代的国内学界开始在较深层面上挖掘华兹华斯诗歌与诗学的魅力。这一阶段的成果多为专题研究论文，论文的数量与水平均达到质的飞跃。此外，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大量以前未曾触及的抒情短诗，比如《采坚果》（Nutting）、《西敏寺桥上》（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Bridge）、《不朽颂》（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ality）等，《远游》《废毁的茅舍》《索尔兹伯里平原》《坎伯兰的老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退伍的士兵》《有一个男孩》（There was a boy）、《感恩节颂歌》等长诗、叙事诗和颂歌也陆续进入学者的批评视野。作为国内华兹华斯研究的深化期，90年代的研究为21世纪以来华兹华斯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的研究虽集中在前人有所涉足的诗歌的自然观、想象观、情理观等领域，但章燕、聂珍钊、苏文菁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表现出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创见性的思维。在以上学者的努力之下，华兹华斯的形象在读者心中已成为颇具复杂思想的哲性诗人。进入21世纪，华兹华斯研究迈向更高的台阶。中国大陆从2000年到2024年期刊论文数量有千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专著以及评传性著作不下20部（篇）。除了较多短诗的译文面世，《序曲》和《安家格拉斯米尔》（Home at Grasmere）的中文译本也分别于1999年和2018年付梓，这极大地推动了华兹华斯的长诗研究。受到西方思潮和研究偏好的影响，这时期代表性较强、影响较大的成果呈现出与西方学界较为一致的多元化特征。女性主义、叙事学、空间理论、生命哲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理论和哲学思想成为研读华兹华斯作品的支撑，而西方学界对华兹华斯的城市观和教育理念的研究成果也被国内学者借鉴。此外，诗学思想和自然主题研究也出现高水平的成果。然而，国内研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显露出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研究中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对文本、对具体分析论证不够扎实和细致，研究成果存在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亦步亦趋跟随国外学者的思路与叙述模式，甚至在文中出现语言欧化的现象以及语法和逻辑漏洞，割裂整体研究而强调单个作品的研究走向也亟待改善。

在国内外华兹华斯研究中，华兹华斯的帝国叙述等相关话题的探讨为理解华兹华斯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政治视角。在致力于集中考察浪漫主义文学帝国意识的论文集《浪漫主义与殖民主义：作品与帝国，1780—1830》（Romanticism and Colonialism：Writing and Empire，1780—1830）中，编者蒂姆·富尔福德（Tim Fulford）和彼得·基特森（Peter J.Kitson）在第1章的论述中援引《远游》第9卷关于“漫游者”所言及的令全世界的“每一个最小的/可居住的、被孤独的巨浪拍打的/岩石，也能听到来自文明社会的歌声；/国家必须完成/那光荣的使命”的片段，来对华兹华斯的帝国主义远大理想和抱负进行概括。虽说编者对《远游》及其所体现出的华兹华斯的帝国主义世界观予以概观肯定，但书中的正文部分却未见对华兹华斯的专论。编者也较为无奈地感慨道：学界往往对柯勒律治、骚赛、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较为鲜明的帝国主义情结关注较多，但这位自然诗人华兹华斯却时常被排除在“殖民主义的剧本”之外。[4]这种评论走向在近些年来得到一定扭转。《远游》《命名地方组诗》（Poems on the Naming of Places）、《序曲》《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等诗歌中所涉及的东方想象、殖民命名、文化殖民、种族和奴隶纠葛、鸦片书写等帝国叙述的诸多衍生话题也逐渐得到一定的重视。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后殖民理论为华兹华斯的东方书写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契机。彼得·基特森在其专著《锻造浪漫主义的中国：中英文化交流1760—1840》（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的第7章中，结合英国使团正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访华经历、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游记、罗伯特·骚赛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中国书写以及约翰·华兹华斯与中国的交集等背景以及相关文本，对华兹华斯《序曲》的“热河园林”片段和“儒家教育”片段的素材来源作了较为翔实的推测。按照基特森的说法，华兹华斯对于中国园林和儒家教育的态度与当时中英外交产生较大的关联，而约翰的遇难也同样助推华兹华斯对中国的否定之势。[5]受到基特森论见的影响，陈彦旭借助于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理论指出，华兹华斯的园林书写体现出的“我”与“它”的富含意识形态的幻想。[6]除了关注华兹华斯的中国想象，学界还审视其家族成员的帝国主义实践。理查德·马特拉克（Richard E.Matlak）在《深切的悲痛：威廉·华兹华斯、约翰·华兹华斯、乔治·博蒙特爵士1800—1808》（Deep Distresses：William Wordsworth，John Wordsworth，Sir George Beaumont 1800—1808）中，对约翰·华兹华斯的鸦片生意、华兹华斯兄妹的鸦片投资、约翰服役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阿伯加文尼伯爵号”（Earl of Abergavenny）遭遇海难的过程、华兹华斯家族与英国社会对货船沉没的反应等话题进行了考察。[7]此外，彼得·斯瓦伯（Peter Swabb）在《华兹华斯悼念约翰·华兹华斯的挽歌》（“Wordsworth's Elegies for John Wordsworth”）一文中也结合约翰的鸦片贸易和遇难事件，其中不乏对华兹华斯为悼念约翰而作的挽歌进行政治性探究。文中指出，华兹华斯在《致雏菊》等挽歌中虽然言及弟弟的遇难，但诗文却不见中国、鸦片等意象，这种模糊化的书写实则是对该帝国主义实践的隐匿。[8]此外，华兹华斯的阿拉伯想象也受到一定关注。萨义德·阿卜杜勒瓦希德（Said I.Abdelwahed）注意到，在《序曲》的“阿拉伯之梦”片段中，手拿长矛的主人公的形象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中的撒旦式的阿拉伯人产生契合。[9]与之相仿，李增和裴云认为，“阿拉伯之梦”的大洪水展现了东方主义话语中的“毁灭叙述”。[10]杜平言及“阿拉伯之梦”体现出东方的他者文化与欧洲文化传统形成的关系。[11]不仅如此，埃里克·吉达尔（Eric Gidal）[12]和高红梅分别以基督教的“排他性”为主线，对《埃及少女》中的放弃原有宗教信仰的埃及少女来到英国皈依基督教的场景进行政治层面的阐释，两篇著述虽为理解华兹华斯对埃及的政治诉求提供了一个参照，但对诗歌后半部分提起的战争意象所折射出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指涉却并未较好地予以分析。纵观上述研究，较多学者宣称华兹华斯的东方书写表征出对萨义德所言及的东方主义话语霸权，并体现出诗人对当时的政治和外交的回应。然而，华兹华斯对阿拉伯的态度却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观点。比如，华兹华斯笔下的贝都因人形象除了一手拿着武器之外，另一手却拿着书籍，而“阿拉伯之梦”中的大洪水也以全球化的视域而非阿拉伯本土的特殊性进行言说，此外，诗人在“书籍”卷对阿拉伯文学经典的赞赏等立场也表明出其对东方态度的复杂性。李增在《审美与政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东方书写研究》一书中认为，华兹华斯的东方书写在言说政治的同时，还融入了诸多审美。[13]他在另一著述中还坦言华兹华斯笔下的贝都因人其实是上帝的化身。[14]这些论见虽不足以改变学界对此问题的评论范式，但却为客观且充分地理解华兹华斯对东方的辩证态度提供重要参照。

除了对诗人东方情结的关注，学界还留意到华兹华斯效仿殖民者作用于较少人光顾的湖区的命名行为。迈克尔·威利（Michael Wiley）在《浪漫主义的地理：华兹华斯与欧美空间》（Romantic Geography：Wordsworth and Anglo-European Spaces）一书的第4章，以《致乔安娜》（To Joanna）、《糙石栈道》（A Narrow Girdle of Rough Stones）等《命名地方组诗》的篇目为讨论对象，并结合殖民者的海外游记等文本来源，指出华兹华斯在湖区对于山脉、石头等对自然事物的乌托邦的命名行为具有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性质，而远非亚当式的“无罪”（innocent）命名。[15]不仅如此，卡罗尔·博尔顿（Carol Bolton）在致力于讨论骚赛殖民主义情结的专著《书写帝国：罗伯特·骚赛与浪漫的殖民主义》（Writing the Empire：Robert Southey and Romantic Colonialism）中，同样把华兹华斯的命名行为与《默多克》（Madoc）中的主人公默多克在北美的殖民命名类比。书中指出，诗人的湖区命名在表明对这片处女之地的占有性质的同时也对此持有质疑，即他在对这片土地占有时所流露出的“希望式”而非“使令式”的语态，以及在实际的地图中并未标明湖区诸多事物的新名称等事实，也令这种命名行为仅作用于精神层面而已。[16]此外，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在《华兹华斯与帝国——只是玩笑而已》（“Wordsworth and Empire—Just Joking”）中以博物学的视角，通过对《远游》第9卷的“植物采集的狂欢”（an orgy of plant-collecting）片段（Ⅸ.537-544）、《糙石栈道》的“观看蒲公英种子”片段（Ⅱ.28-34）和“紫萁属女王植物”片段（Ⅱ.34-40）予以考察，指出华兹华斯借“孤独者”之口所言及的“花卉的战利品”（flowery spoil）、“正在熄灭之火”（dying fire）等意象虽呈现出悲悯的情怀，却不阻碍其进一步窥探和进入陌生领地的僭越行为。在该学者看来，华兹华斯对处女之地的植被的占有、赋予植被女性化的身份以及对植被重新排序等行为，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等先驱对于区域、人、植被、种子和动物的勘测、观察与记录的活动保持一定的契合。该学者进而指出，这种“在悲悯中继续前行”的矛盾意识形态在《糙石栈道》中得以延续，诗人也以湖畔老翁的行为举止为切入点，在对此暴力活动作了道德上的“自我拷问”（self-reproach）的同时，还不忘继续肯定如帝国的水手般实施命名行为的意义。鉴于此，他最后总结道，《远游》和《命名地方组诗》体现出的“粗野的”（uncouth）行为其实是以“玩笑”的手法进行叙述的，诗人以戏谑的口吻在为这种殖民行径的罪恶施加一种道德上的救赎心态。[17]总体看来，三位学者的论见既可以看作是对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论及此话题时所指出的诗人的命名是对“诗学铭文传统”（the tradition of poetic inscription）的修正，也是对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和乔纳森·华兹华斯（Jonathan Wordsworth）所言及的亚当式的“对于（动植物和地方的）同化的言说”（speak of assimilation）而非施加“统治权”（dominion）的先前研究的反驳，以此表明出华兹华斯通过湖区的命名来管窥殖民者在海外新世界施加权力的过程。[1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博尔顿和辛普森创见性地分析了诗人对殖民命名的既自我否定又极力实践的矛盾心态，但却并未较多地考虑《至乔安娜》《四月清晨》（It was an April Morning）等《命名地方组诗》中所展现出的命名的另一维度，即华兹华斯通过对原有的命名者的施加权力的抹消来建立自身霸权符号的命名其实是“二次命名”，在此期间，诗歌中也暗含出被添加新的文化的命名却并不能完全被原有的土生子所接受的困境。这可以为深入理解和探究诗人的命名行为提供另一阐发空间。

作为帝国叙述不可或缺的部分，华兹华斯与北美的政治性联系同样收获了一定的关注。罗宾·贾维斯（Robin Jarvis）在《苏格兰的默多克》（“Madoc in Scotland”）的开篇，就对先前学者在《向西走》（Stepping Westwards）的研究中的评论走向发出感慨：这些关于诗歌中的精神性论述的相关评论过于“流于表面”（superficial），它们大体围绕着近乎一致的不同组别的二元对立来展开，即自然与超自然、有限与无限、普通与幻影等。作者还指出，这些论者在追求诗歌中旅行者精神性诉求的前提下，忽略了诗歌中主导旅行者心灵与精神意旨的物质依托，即诗歌中频繁出现的词汇且作为贯穿作者思想中的根本性主题——“向西走”。紧接着，贾维斯结合英国和法国两个帝国的战争背景，指出华兹华斯在苏格兰的“向西走”与骚赛笔下的默多克的殖民美国，均暗含其在新世界中期盼并找寻民主自由之地的思想，而这样的思想却隐含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由此该学者把华兹华斯直言不讳地比作苏格兰的默多克。[19]但遗憾的是，该学者并未详细阐释《默多克》《向西走》以及《远游》中的“漫游者”西行美国的憧憬之间的互文性。此外，卡尔·汤普森（Carl Thompson）在《受难的旅行者与浪漫主义的想象》（The Suffering Traveller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一书中，对华兹华斯《远游》中的“漫游者”拓殖北美但最终又从北美返乡的相关书写予以讨论。在他看来，尤其是从19世纪开始，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海外移民者的旅程也逐渐开始出现了“内转向”。具体来说，华兹华斯经常把在海外游荡的移民者与英格兰本土的一些旅行者在文本层面建立交集，试图把那些海外旅行者的最终目的地转向英国国内，从而在英格兰有限的国土内也构想较为宏大的全球计划，由此《远游》的主人公在北美移民计划的失败也呈现出一定的必然性。[20]与此同时，劳拉·达布伦多（Laura Susan Dabundo）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涉及《远游》中关于“内转向”问题的讨论。该学者指出，除了“漫游者”北美建立新世界的保守态度，另一主人公“牧师”较为直接地把“向西走”的目的地由北美移至英格兰最西边的温德米尔湖西岸，而诗歌中的“白公羊”片段也可以体现出华兹华斯的这种转换目的地的西行憧憬依然葆有英格兰性的事实。[21]上述论见为理解华兹华斯与北美的政治联系、宗主国与前殖民地的联系等关涉华兹华斯的西方情结或美国情结提供了较好的理解基础，但还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比如，北美拓殖游记是否对华兹华斯的北美情结存在一定的塑形作用？大同社会的构想与破灭是如何助推华兹华斯“向西走”的流变？华兹华斯致力于北美的“向西走”与英国历史上的“向西走”是否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华兹华斯与殖民教育的多重维度的联系也获得一定的关注。乔斯林·斯帝特（Jocelyn Fenton Stitt）、王苹、张建萍等国内外学者结合后殖民作家的自传体小说、日记以及儿时在殖民地的殖民教育经历，以《水仙花》在文化殖民进程中的作用为主线，来探讨“诗人即文化殖民者”在维多利亚时期殖民地的塑形过程。在斯帝特看来，《〈抒情歌谣集〉序言》（“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中关于“诗人通过激情和知识把世界汇聚一体”“知识传播至世界各处”等论述，已经提前预设了华兹华斯以自身为主体的看世界的方式，而诗歌便是向众人言说“主体性”（subjectivity）的“世界使者”（a worldwide emissary）。此外，该学者还结合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的自传体小说，对《水仙花》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殖民教育中所发挥的文化表征的作用，以及华兹华斯在殖民地民众心中作为帝国代言人的必然性等话题进行讨论。[22]受到该学者的影响，王苹在《“水仙化”与“踢水仙”》一文中指出，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我观”、华兹华斯固有的民族倾向、浪漫主义自然诗歌潜藏的“迷惑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等因素，助推了华兹华斯笔下的“水仙花”在文化殖民的进程中成为“帝国之花”的可能。[23]与此同时，张建萍通过分析《〈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强调的“模仿”“文明的传播”和“一种语言可以被另一种语言替代”的观点，指出《水仙花》与殖民教育的必然联系以及华兹华斯殖民者身份与其本人的意图的契合性，在论述的过程中还结合金凯德、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安得利亚·列维（Andrea Levy）等自传体作品进行分析。[24]上述论见为理解华兹华斯的诗人身份在不同地域的政治塑形提供了参照，但这些学者都较多地从“内因”的角度来阐释华兹华斯的帝国主义身份被定义过程，却较少关注《水仙花》这一鲜有意识形态的文本是如何在帝国当局的吹捧和挑选之下被殖民地民众作为帝国文明的表征，以及《水仙花》被定义为帝国的“帮凶”（“水仙花”被定义为“帝国之花”）与殖民地民众的“认知疏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即华兹华斯政治身份建构的“外部”因素。还应注意，除了《水仙花》与殖民教育之间的联系，华兹华斯在言说教育制度时也融入了帝国主义话语。《序曲》“书籍”卷中的“模范儿童”在理性教育制度的培养中所显露出的政治目的，得到玛丽·雅各布斯（Mary Jacobus）的阐发：这个孩童所学习的殖民主义传统和知识已经提前预设了未来的殖民使命，由此被其称之为“萌芽状态的帝国主义者”（budding imperialist）。[25]在德莫特·赖安（Dermot Ryan）看来，“模范儿童”的片段开启了华兹华斯教育观层面的帝国意识，它映现出帝国主义式的教育的必要性，因为课堂教学从一开始就已经暗示出儿童的读写不自觉地同帝国的海外扩张与新世界的发现联系在一起。[26]两位学者的论述颇见功力，但鲜有言及与“模范儿童”相同使命的《远游》中的被帝国寄予厚望的“蜜蜂”与“模范儿童”的互文性。除此之外，华兹华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倡导的“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也得到了政治性的阐释。以《远游》的“导生制”对于童工的教化的相关叙述为依托，迈克尔·威利（Michael Wiley）就此总结道，“这一教育体制会令国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上升至新的等级”，它的国家意义远远大于慈善意义，诗人的对于国内的野蛮人的教化的希冀其实与实实在在的殖民主义行为本无二致。[27]威利的论见较好地对“导生制”的目的进行政治性的解读。如若结合那一时期帝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以及“导生制”在具体的实践中对孩童的精神和身体层面的令人咋舌的教化力度等问题进一步讨论，或许能够为威利言简意赅的论断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作为华兹华斯读者群中的流行短诗，《孤独的割麦女》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也不再囿于诗人对自然场景的热爱、对空灵歌声的共鸣等自律性审美范式。约翰·丹比（John Danby）曾指出该诗存在“复杂性”内涵。[28]而诗歌中的意识形态的挖掘也可以看作是对此问题的某种回应。施瑞博尔（Maeera Shreiber）在后殖民语境下对于诗歌的结尾处的曾经响彻山谷的盖尔语的歌声变得鸦雀无声，而诗人把歌声留存心中的愿望的相关诗行予以评析。文中指出，对盖尔语不甚了解的诗人试图以英格兰的话语“表达它、感知它和代表它”，其实较为隐性地体现出文化殖民的力量。[29]以施瑞博尔的阐释为一定的文献基础，王苹结合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符号学理论，对《孤独的割麦女》中“被隐藏”的殖民历史进一步审视。在王苹看来，诗歌中所暗含的英苏历史上循环往复的战争、高地清洗运动、盖尔语被压制的境况、少女的性别身份与荒野的交集等话题，体现出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内部殖民主义”关系，诗人对此问题的情感纠葛也映现出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30]与此同时，马伊林和王小博结合旅游凝视理论，以诗人的“凝视”与割麦女的“吟唱”之间的“看”与“听”之间的视觉与听觉的冲突为主线，并结合杜鹃的叫声、赫布里底群岛、海洋等意象的文化内涵所映射出的割麦女与海妖塞壬之间的相似之处，来探讨作为凝视者的华兹华斯与被凝视者的少女之间的政治互动。[31]上述研究为理解华兹华斯的这首抒情短诗的意识形态指涉提供了多重突破口，但有学者在论述中较多地强调单个作品，对与此相关主题且同样收录于《苏格兰旅行回忆组诗》的《致一位高地少女》（To a Highland Girl）、《从格拉斯米尔山谷出发》（Departure from the Vale of Grasmere）等苏格兰短诗鲜有论及，而这些短诗中的主人公与荒野之间的紧密联系、苏格兰与格拉斯米尔环境的二元对立等问题其实也可为该话题提供更深层的理解维度。

华兹华斯的城市研究的成果虽不及自然主题的研究，但诗人城市游学经历与诗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城市与乡村之间辩证联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日渐系统化，而诗人城市体验中映现出的帝国主义话语也得到较好的阐发。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在《浪漫的帝国主义：全球性帝国和现代性文化》（Romantic Imperialism：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中认为，诗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伦敦的本土环境中建构了全球化性质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伦敦俨然已经被融入帝国主义的“世界系统”（world-system）中。以此为前提，马克迪西对伦敦的城市空间作了辩证的审视。在他看来，伦敦在经济、贸易、政治等层面充当了“日不落”势力范围中心且承担着帝国向心力的作用，但伦敦的“暴民”（mob）聚集的现状，嘈杂的环境，市集上混乱的人种等现象不仅对于诗人“主体性造成威胁”（the threat to subjectivity），还引发诗人对于城市认知和美学感悟的凌乱感，而只有通过回忆自然世界中的“时间之点”（spots of time）的经历才可以在想象视域下对诗人的情感纠葛有所“弥补”和“整合”。[32]艾莉森·希基（Alision Hickey）以《序曲》的“寄居伦敦”卷的“穿白色棉衣的黑人女子们”相关诗行为例，进一步分析了伦敦体验中所渗透的种族意识的书写，而穿梭于伦敦市集上的黑人与所穿的白色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话语也引起了希基的关注。希基注意到，欧洲女性为追求时尚而必选的“平纹细布”（light muslin）却出现在一大批黑人女子身上，她们似乎已经尝试去加入欧洲上流社会的圈子。该学者宣称，如果同欧洲女性的真实写照进行类比，黑人女子呈现给华兹华斯的是黑人身份的他者性，而他者性又通过镜像映射到欧洲白人女子身上，这可能打破了主体与他者的界限，甚至令主体的位置岌岌可危。[33]希基的论见得到了国内学者张鑫和余君伟的有效阐发。按照张鑫的说法，华兹华斯在集市上博览浩瀚的“人类总汇的奇观”时陷入了某种焦虑的状态：诗人在面对异族人时，时而丑化他们，时而又流露出对审美客体的好奇，而圣巴塞罗谬大集的混乱场景，便较好地体现出诗人对于异族杂处时所带来的威胁感和难以驾驭的庞杂性。[34]同样，在余君伟看来，伦敦异族杂居的现象与当时的殖民主义背景密不可分，在诗人所旅居伦敦的1802—1804年间，伦敦的不少移民来自殖民地，这为大都市带来了混杂感和失序感，同时也加剧了华兹华斯的不安情绪。诗人的不安与焦虑来自于这种“嘉年华”之下的虚实难分的“我”与“他”之间的种族界限的破裂。[35]这几位研究者的观点为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首都人种杂居现象，以及华兹华斯对待非西方人的态度等问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充实了华兹华斯漫游伦敦体验的政治维度的考量。还应指出，该卷中，除了伦敦的非洲人、摩尔人等非西方人被诗人所留意，那些从海外返乡的士兵、水手等曾经为帝国的殖民事业贡献力量的人员，由于较长时间的海外经历而与英国社会格格不入并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伦敦人群中，这种种族“阈限性”的身份同样加剧了华兹华斯的种族焦虑。此外，该卷中的“盲人乞丐”的相关论述其实也折射出，诗人看到混乱的种族“嘉年华”场景时所做出的“退却”。对于华兹华斯来说，盲人的双眼已经无法识别主体与他者的界限，他必须通过“听”来试图感触，盲人在此具有一定指涉性。这些问题在先前的研究中被较大程度地忽视。

与城市漫游中的人种考量较为相似的话题，便是诗人对待黑人、奴隶制以及奴隶贸易的态度。郑·园井（Chine Sonoi）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第5章中，结合废奴运动和诗人激进政治时期的经历，指出《致杜桑·卢维杜尔》（To Toussaint L'Ouverture）、《疯母亲》（The Mad Mother）、《被驱逐的黑人》（The Banished Negroes）以及《致托马斯·克拉克森》（To Thomas Clarkson）[36]等奴隶话题诗歌充分展现出华兹华斯对于奴隶的同情以及对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驳斥。[37]虽然该论见大体可看作是诗人前期思想中的奴隶问题的人道主义关怀，但在《致杜桑·卢维杜尔》《疯母亲》《序曲》的艾萨克·牛顿和约翰·牛顿片段等诗歌中，诗人对于奴隶制问题向拿破仑问题的转移、对于疯母亲的奴隶身份的模糊不定、对于心灵成长主题掩盖奴隶主题的叙述等含蓄性书写却鲜有被该学者论及，而华兹华斯亲友和资助者的贩奴事业也极有可能作为其含蓄性书写的重要参照。此外，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38]和黛比·李（Debbie Lee）[39]分别结合威斯特摩兰选举、托马斯·克拉克森与海地国王的交集等事件，注意到1818年华兹华斯与克拉克森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发生的决裂，以及《女王和女奴隶纯洁美丽！》中对于克拉克森的讽刺，其实较好地映现出华兹华斯后期对奴隶问题的保守立场。此外，利亚姆·菲齐克（Liam Physick）结合华兹华斯同友人的书信、诗人与克拉克森由友好到敌视的过程、亲友的奴隶贸易等背景，同样言说了华兹华斯后期反对废奴主义的态度。[40]

学界还留意到华兹华斯战争主题诗歌中较常出现的关涉“殖民疾病”的叙述。艾伦·贝威尔（Alan Bewell）在《浪漫主义与殖民疾病》（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中，把“殖民疾病”（colonial disease）定义为殖民者在海外拓殖期间所感染的疾病，其中包括黄热病、昏睡症、疟疾等。在前两章的论述中，贝威尔分别对华兹华斯的《废毁的茅舍》（The Ruined Cottage）的玛格丽特和《兄弟》（The Brothers）的雷奥纳多所患的昏睡症和热病予以考察，从侧面抨击了帝国的军事暴力对士兵及其家属所带来的摧残。与此同时，该学者还分析了《废毁的茅舍》和《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的本土环境与海外千疮百孔的殖民地环境的相似性，指出海外军事暴力的拓展范围不再局限于西印度等殖民地，本土环境也不自觉地受到了“感染”，成为另一个“生病”的区域。[41]此外，在弗兰克·马比（Frank Mabee）看来，《兄弟》的海洋意象的书写明显受到那一时期海洋探险话语的影响，然而关于雷奥纳多的热病叙述却体现出华兹华斯的“海洋激进主义”（maritime radicalism）态度。[42]两位学者以疾病的视角颇为创见性地来窥探华兹华斯与帝国的联系，但两者却较多地注意到了诗人对于殖民暴力尤其是军事暴力的否定之姿，而诗人在《感恩节颂歌》《紫杉树》等诗歌中其实还频繁出现军事战争对帝国繁荣的推动的相关论述。这也令两位学者的论见不乏一定的局限性。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华兹华斯的帝国叙述所衍生出的话题的考察，已扩展至诗人与东方、诗人与北美、诗人与军事战争、诗人与种族、诗人与奴隶制、诗人与鸦片、诗人与殖民教育等多重维度。学界先前的论见对本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也有很多借鉴的意义。然而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处于深化阶段，这些研究亦未能系统化，甚至较少地论及诗人与帝国的有机、动态的联系。本书也有望对此进一步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