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关于科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论述，就近些年的阅读范围而言，虽有部分论著提及，但专著或专论较少，大多是在讨论诸如文学思潮流变、语言发生演变等问题时作为一个维度或一些要素才涉及，至于更详细更聚焦地探讨科学与中国现代诗歌关系的研究资料就更少了。
有著作从思维层面探讨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到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时期”，严复、胡适等人通过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引入西方科学思潮，着手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13]；有学者以特殊历史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和人物为坐标，梳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心态，由科学引入带动了社会崇新崇洋、注重物质、讲究实用、看重理性等，这些为新文学、新诗歌的诞生提供了心理基础[14]；还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的差异及融合的可能[15]，或者通过整理中国现代性几个关键词的历史，揭示了科学“技进于道”向艺术领域思维方式的渗透[16]。学者们看到，文学与科学的互动历来存在，科学对文化及文学的渗透从未停止，只是不同阶段渗透的程度及效果不同，现代科学造成了文学的祛魅，后现代时期两者又逐渐返魅[17]。学者们立足于将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门类，呼吁将科学的实证方法、理性精神与审美感悟有机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在具有实证精神和思辨理性的同时，还蕴含着生命体验与人生睿智[18]。
有研究者从文学思潮的层面重新定义新文学的外部影响，力图还原科学与文学之间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关系。俞兆平在世纪之交的一系列著作中重新检视了科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话题提出及实践中的困惑，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重新分析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三大文学思潮的形成变化，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其中的酝酿转化，在宏观的把握中亦有“科学主义与郭沫若的文学选择”的具体分析[19]。同期出版的《写实与浪漫》则是俞兆平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化，他将科学主义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把尺子，着重分析科学主义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关系，实现文学研究中“科学主义角度的突围”。而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中，他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放入人类思想史的洪流中，从细处着手选取了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代表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归纳出现代作家对科学或抗衡，或崇奉，或调和的不同态度[20]。在长达十余年对科学的关注中，俞兆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试图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挖掘现代文学史上司空见惯史实材料背后所蕴含的学术生长点。其不足之处是占有的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还不充分，较多从文学的外部环境出发作判断，甚少涉及科学影响在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现，理论论述较为单一，缺少文本分析和材料支撑。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出发探讨科学对中国文学的实在影响，尝试深入文体、文思、语言、审美等具体领域中。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是一部较为全面具体研究科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著作，他从作家知识结构、文学观念、文体形式及传播渠道等多方面入手，选取了鲁迅、郭沫若、高士其等作家及《太白》《晨报副镌》等杂志作为个案，对作家观念中的理性精神、诗歌的科学意象及科普散文的流行等现象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为文学的现代性探讨给出了别开生面的一条道路。较之俞著，刘著的可贵之处在于描述了外在的科学思潮内化为作家知识结构的过程，并转化到文本的具体实践中。而且，论者还选取典型代表对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传播形式做了逐一分析，说明了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刘著的不足之处是篇章之间较为松散，前后逻辑性不强，对作家的解读较为深入，对文体和文本的研究较为粗疏，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发挥的空间。姚文放用历史的眼光，比较了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在创造活动、文本形式与阐释方法等方面的异同，认为只有互补相融，文学传统才能真正发扬光大[21]。在这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学界进一步拓展，有学者从20世纪初中国文学面临“正名”问题加入，探讨了科学理性对现代文学学科确立、文学题材拓展、具体创作文本及文学研究的影响，试图回答科学如何将传统的载道话语模式转化为现代文学观念[22]，也有分析科学主义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知识化、专业化、系统化、学科化，同时伴生了许多负面因素[23]；有学者看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入带给现代中国文化环境、状态的一系列重大影响，并成为文化生态构成要素而制导、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24]，认为科学理性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25]。还有的学者考察了科学精神对新感觉派小说的观察姿态与话语方式的影响[26]，或者重新审视科学理性与文学之间的关系[27]，或者揭示以怀疑批判为内核的科学精神对问题小说的影响[28]。
值得一提的是汪应果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他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文学领域，试图将文学现象纳入物理学的理论框架中，用熵理论来解释文学中各种元素的存在变化[29]。这种大胆尝试是在寻找新的研究范式，探索科学与文学在技术层面打通的可能性。虽然汪著沟通科学与文学两者的方法显得生硬，但尝试行动本身具有开创意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新文化潮流中科学概念的过度使用，成为一种泛滥的标签，而文学的情感性与超功利性天然地排斥实用的科学，文艺的科学主义在新文化语境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30]。这样的判断及时提醒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应该立足文本材料，注意不同学科属性所应有的边界。
由科学与文学关系的宽泛研究进入诗歌文体具体研究的，是1923年闻一多写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文章用感想式、呼喊式的笔法肯定了“《女神》里富有科学的成分”[31]，应是较早对科学影响现代诗歌所作的论断。其后，朱湘中看到郭沫若“转向现代文明里面来找他想得到的题材”，而且认为“这使得我们惊喜了”[32]，这里的现代文明当是指以科学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文明，诗人对此表示了赞赏。“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9年，思想解禁，文学评论也再次活跃起来，蓝棣之在新时期最早关注到科学与诗歌的关系，提出：“郭沫若如何从科学、技术、现代文明中吸取诗的灵感？这给郭诗带来了哪些新东西？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如何？”这也是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从诗歌风格、运思结构、意境创造及表现方法等方面分析了科学对郭沫若的影响，认为郭沫若找到了表现五四时代精神的新路径，那就是依靠多年科学知识和科学训练所带来的新观念、新视角酝酿诗情与灵感，用科学的概念、直接的表达来表现五四时代打倒专制的民主诉求。这种源自与科学的灵感，使得郭沫若的诗歌从形象、构思、题材、想象、手法及至诗的感受，都带上崭新的色彩，放大了诗歌表现生活和反映时代的力量[33]。
蓝棣之的论文具有承转之功，向上接续了闻一多等前辈关于文学与科学融通的见解，并加以生发拓展；更可贵的是，面向前沿他呼吁正在恢复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具有宽广的视角，把科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问题之一。只是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诗歌研究中，科学未能作为文学的一个主要参照系引起足够重视。当科学技术成果再次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实在在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时候，学界不得不正视这一既新亦老的话题。黄曼君较早意识到郭沫若泛神论思想与科学的联系，自然科学的人文化潮流带来泛神论的新构成，从思维方式上增强了泛神论的主体性[34]。王泽龙在分析现代诗歌意象时指出，“中国社会生活的日益都市化、工业化的现代性变迁，这都成了现代意象生成的现实的土壤”[35]，都市意象是现代科学精神与现代文明意识的确立，为诗歌研究开辟了新道路。有研究者从情与理、虚与实、字与句三方面探讨科学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转换的影响，指出现代诗歌由重直觉性向情与理相结合转变[36]。有研究者在探讨知性诗学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行文中，涉及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科学理性传统，理性精神伴随知性诗学的传入融化到新诗文本中[37]。一些论者从都市的角度切入，或者探讨工业文明与都市生态对诗歌话语的挤压扭曲[38]，或者分析以速度、物质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诗歌意象与审美趣味的改变[39]。
随着语言学理论在诗歌研究领域的深化，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在一些论著中将五四科学思潮作为诗歌语言演化的外生动力做了一些探讨。有论者谈到了科学主义与说理诗，从诗人观念和诗歌意象两个角度探讨科学对某一特殊类型说理诗歌的影响[40]；也有人指出实验主义哲学和进化论思想史是胡适构建新文体的理论资源[41]。值得一提的是，钱韧韧在《现代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研究》中，立足于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详细探讨了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发生发展、诗歌思维、诗歌形式及对审美趣味的影响，并且认为现代诗歌中虚词的大量出现是文学适应科学思潮在社会领域泛化的必然。此文将宏大的思潮研究坐实为具体的文本分析，提出“诗行的排列、分行、押韵的变化、标点符号的运用、现代诗歌意象的类型扩展等，都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结论给人以启迪[42]。
关于科学与诗歌两者之间研究不仅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存在，在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领域也得到一些论者关注。吴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生态批评的视角来审视中西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探讨了自然意象的文化内涵及审美价值，试图将生态意识纳入文学批评的系统中[43]。他持续关注西方诗歌历史上自然科学对文学的革命性影响，他的学生采用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玄学诗歌中的科学意象、科学意象的诗学功能及诗歌科学特质的文化来源等问题，其中采用文本细读法用科学知识对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诗歌的逐一解读让人耳目一新[44]。亦有从当代诗人个案切入，指出科学词语建构诗歌意象、科学文体承载诗歌情感、科学方法展示诗歌境界，提供了另一条分析路径[45]；或者描述当代西方诗歌世界中，诗人科学家身份集于一身、诗歌与科学知识互动共生在各自的领域产生积极的反响[46]。其他学科领域中对科学与诗歌之间关系的探讨，对深入研究科学与中国现代诗歌这个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