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现代性不仅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脉络，并且也是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47]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是20世纪文学家们的历史使命。王瑶先生站在启蒙的立场呼吁学界重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从他给现代文学所下的那个通俗明白的定义——现代文学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的文学——可以看出，现代性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并且进一步解释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科学以及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48]。现代文学的时代特征表现为现代性，现代诗歌的现代化道路自然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是现代人思想领域的重要内容。王泽龙在《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的回眸》中指出，“20世纪中国诗歌是古代诗歌向现代诗歌蜕变的转型期，逐渐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品格”，并进一步总结出“现代人性意识的确立，意象抒情体系的变革，诗歌话语及方式的转换，感性与智性交汇形成的智性诗化特征及象征主义的潮流趋势”等五大特征[49]。这其中，谈到了科学输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等特征，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历史因素。科学思潮及科学主义是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的重要历史背景和外在动力，而诗歌现代转型的选择之一就是诗歌散文化，这种散文化是思维模式、语言结构与审美趣味全方位的现代化。
现代性是个学者们众说纷纭、常说常新，又很难达成共识的概念。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体现了20世纪中国被西方强行拖入全球化的一种境遇，也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寻找话语权的集体焦虑。在西方，现代性首先是一个代表“当下”的时间概念，在19世纪法国作家中被使用[50]。从横向来看，现代性的内涵随着哲学、伦理学及社会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人们通常说的“两种现代性”的解读。社会学角度下的现代性，是一种中性或者褒义的概念，指示人类社会不重复地线性进步、发展的轨迹；而伦理学角度下的现代性，则带有否定和批判色彩，对工业化及由此走向工具论的理性提出质疑[51]。中国的现代性概念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两层含义，更多代表着从社会制度、国家实力到个人生存状况的理想形态，暗含着进步、先进、优越的价值判断，晚清以来的现代性追求就一直表现出“进步的理性主义”。进步理性主义，是将社会历史过程看作以“进步”为方向的线性发展图式，不同于中国传统“循环论”的历史观。钱中文对现代性内涵所作的规定，可以说很好地表现出这种进步理性，“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的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52]。从其内涵看，科学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之一，科学及科学技术带来的改变则是现代性的外在体现。
由此看来，当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科学与文学的关系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书尝试在文学现代性的大背景下，从科学这个概念切入，逐步梳理出20世纪初科学思潮对现代诗人、诗歌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诗歌文体中的变化和诗歌传播接受中的重要作用。《辞海》中的“科学”词条这样写道，“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知识体系。从广义上说，“凡有组织有系统之知识均可称之为科学”；从狭义上说，“只指自然科学”[53]。据考证，“科学”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此前的中国语言系统中没有“科学”概念[54]，只有“科”与“学”两个单字，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分科举人之学”，也就是科举取士的学问或方法。明清时期与西语Science相对应的词语是“格致”。追溯“科学”作为词语的起源，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意义是“学问”“知识”。随着哥白尼天文学、牛顿经典力学等知识与实验的丰富，科学的力量日渐强大，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将从经典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自然哲学加以分类，分成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专门科目，科学的实证性与分类性特征越发鲜明。近代时期，日本人西周在翻译英语Science时，使用了“科学”这个词，意思是分科之学。康有为将日语中的“科学”一词引入中国，指物理、化学、医学、地理等分门别类的知识系统，也就是近代西方建立在实验与逻辑基础上的自然科学。严复将科学的内涵由自然科学扩大到社会科学， “执果穷因，是惟科学”，意思是只要使用了实证等科学方法的都可以算作科学。随着严译著作的风行及其他日文译介的涌入，“科学”逐渐代替“格致”而对应西语中的Science一词[55]。此文中所使用的“科学”概念，主要是取其狭义，指自然科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工程、设备等。所涉及的内涵，从学科分类来看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工程学、地矿学等分支；从结构层次上来看，包括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
五四时期“科学”概念，从内涵上讲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系统知识，适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研究，但同时科学所包含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也应用到社会科学、人文研究领域。从鸦片战争国人战败以来，认识科学、理解科学和接纳科学经历了一个由器到道、技进于道的过程[56]。这种自然科学的泛化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在器物层面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也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力量化”首先现实呈现出来。洋务派坚持的“中体西用”理论，学习西方的武器制造、机械工艺等，创建了江南机器制造局、汉阳铁厂等一批新式工业企业，实用层面的技术首先传入中国而被接受，“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57]。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开了社会的小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专制封闭的农耕社会生长出一个具有可溶性的社会空间，为制度的更新和思想的变革培植了现实的土壤。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在器物之变的基础上，从科学这个维度上形而上为制度之变、思想之变。所以，当舰船军队在与西方列强碰撞中完败之时，国人认识到“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58]。要利用科学技术生产出先进的产品，还需要在管理机制乃至社会治理、政治结构等方面采用科学的办法才行。先进管理机制与政治秩序的运转，需要人的素质和思想与之配套，这就进一步要求教育体制、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变革，于是科学由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严复将实证、量化的办法用于分析社会产生了社会学，“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情之变端”[59]。这也正是蔡元培所倡导，传统学术囿于经验、悬想独断的弊端，随着科学的日渐普及，“乃可以科学的方法纠正之矣”[60]。本书主要从自然科学内涵层面来讨论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自然科学层面上的科学概念之所以能够扩散到人文领域，在于实证主义兴起之后科学被认为是用普遍适用性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由于建立在客观的描述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并且方法具有普适性，因而人们认为科学所反映的世界是真实的[61]，也是正确的，科学与正确之间画上等号。由此，科学历史地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具权威的概念之一，它一直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社会中居于强势地位。作为传入中国最早的西方思潮之一，与民主政治理念等共同催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革命，从文学观念到文体样式到语言形式，或多或少受到医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影响。许祖华认为：“科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来完成的，其中包括哲学和政治在内的众多因素的作用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艺术精神、形式规范、话语系统等。”[62]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内核之一，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还具体化为门类众多的文学作品。
许霆对新诗现代化做过细致的剖析，他认为现代诗歌是从语言符号、诗艺技巧、诗学观念与情思生活等四个层面实现现代化的[63]，这四个层面涵盖了诗论、诗语、诗艺及诗美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诗歌的现代化是一个从理念到形式、从语言到技巧的系统性的有机性的整体变革。在讨论科学对诗歌的影响时，本书吸收了许霆关于新诗现代化的分析框架，从科学思潮与诗歌理论、科学思维与诗歌运思、科学主义与诗歌意象、科学语境与诗歌语言及科学风格与诗歌审美等五个方面着手展开，立足于文本和材料，用科学知识、诗论知识来进行找寻科学在新诗现代品格形成过程中留下的印痕。在这种交叉研究中运用到的办法，主要有文献方法、文本细读、比较研究及语言学理论。基于这样的设想，本书既历时性地梳理现代诗歌的发展变化，也具体到诗人个案和诗歌本体，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讨论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关系。罗钢曾指出：“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文论与“五四”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基本术语等方面都面貌迥异，几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64]本章从新诗诞生发展的时代环境入手，考察古代文学中的科学因素、“五四”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及科学思潮影响文学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对胡适、郭沫若、卞之琳及九叶诗人群体进行个案研究，分析科学与胡适文学进化论、与郭沫若泛神论、与卞之琳知性诗歌、与九叶诗作的深层次关系，勾勒出科学对现代诗歌产生影响的历史轨迹。
第二章讨论科学思维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关系。朱自清说中国的新文学是另起炉灶的新传统[65]，这里所说新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科学对传统诗歌的思维结构和思维程序产生激烈冲击，传统思维重直觉感悟、重整体辩证的思维程式被重客观、量化、理性、实证的新方法取代，表现在思维形式层次由以情为主转为知性重理，在思维导向层次由尚虚为显到尚实为显，在思维运行层次由字思维过渡到句思维，相应造成了诗歌取材的客观化、情感体验的综合化、语言表达的逻辑化、审美趣味的知性化，共同展现出古代诗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变革与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中国文学主流文体的根基。
第三章讨论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关系。意象是诗歌的本体性因素，也是中国传统诗歌与诗论的重要范畴。受理性与实证等科学观念的影响，现代诗歌的意象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在经典意象基础上新增他意，或者引入科学技术等新意象，进一步拓宽了诗歌意象的物象范围。与此同时，意象的构造方式在传统诗歌已有的并置、层递等方式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意象，意象的异质构成诗的张力，突破了古诗意象静穆、和谐的美学传统。
第四章讨论科学语境与中国现代诗歌语言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曾采用选取关键词的方法来描绘历史与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文化批评的方法适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的意义结构，因为这些重要的词语“是我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普遍改变的重要见证”[66]。西方思想的引入是以语言作为媒介和载体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产生了民主、科学、救亡、启蒙等诸多关键词。科学作为反映时代文化的关键词，形成主导性的科学语境，这种语境对诗歌语言的渗透无处不在。在此主要讨论诗歌语言如何将逻辑、量化、标点等西方文化及语言的特质因素引入现代汉语的改造，从而实现语言的精密化与逻辑化的目标，并重点分析大量使用虚词对现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五章讨论科学风格与中国现代诗歌审美趣味的关系。梁实秋说：“现代中国文学系指所谓新文学。”[67]当诗思、诗语、诗形都发生改变的时候，诗美自然会相应变化。反过来说，诗人群体的知识观与艺术观吸收了新的内涵，催生了一些新的审美理念，也会化入意象营造、语言运用等具体实践中。这部分从审美趣味社会性的角度切入，对比古今、中西社会上主流审美趣味，正是接受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教育影响的知识群体改变了古代诗歌主情、尚和、求静的美学风格，通过戏剧化、小说化的手段，形成了现代诗歌求真、包容、尚思的知性风格。
正如王泽龙在一次关于科学与文学关系的研讨会上呼吁的：“应该肯定科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应更多地在历史语境下，从话语方式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变的角度来考察，同时当下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明理性思潮的偏执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偏颇等。”[68]刘为民在《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中指出，他研究二者关系“不能允许赛先生仅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或史学名词，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代中；只有从新文学作家作为创造主体，与这位主角交流、对话中，才能尽量全部而完整地把握“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价值和创造命意”[69]。这或许也是笔者的愿望吧。
[1]俞兆平：《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自序》，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3]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4]何锡章、王书婷：《云水相生：百年中国文学与科学掠影》,《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5][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袁翰、王冰、于佳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6]参见席泽宗《科学史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季羡林编，郑大华整理《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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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
[10]周无：《诗的将来》，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
[11]何锡章、王书婷：《云水相生：百年中国文学与科学掠影》,《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12]王书婷：《“中国20世纪文学与科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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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何锡章、王书婷：《云水相生：百年中国文学与科学掠影》,《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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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周晓明：《现代科学技术实践与现代中国文化生态》,《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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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俊国、陈璇：《科学精神与新感觉派都市叙事》,《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27]王乾坤：《文学与科学理性》,《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28]岳凯华：《科学精神与五四文学的理性品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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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朱寿桐：《论汉语新文学传统中的科学因素》,《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
[31]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见朱旺青编《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1页。
[32]朱湘：《郭君沫若的诗》，见孙玉石编《朱湘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33]蓝棣之：《黑牡丹与诗的灵感——谈郭沫若早期新诗中的科学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
[34]黄曼君：《自然科学的时代精神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主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5]王泽龙：《论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36]马海：《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转换》,《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37]汪云霞：《知性诗学与中国现代诗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8]鲍昌宝：《中国现代诗歌都市话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
[39]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0]王晓生：《语言之维——1917—1923年新诗问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41]刘东方：《“五四”时期胡适的文体理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
[42]钱韧韧：《现代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诗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43]吴笛：《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 2004年。
[44]沈杨：《科学与文学关系视域下的多恩诗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2年。
[45]陈尚真：《科学入诗：蒲龄恩在〈伤口回应〉中的艺术探索》,《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
[46]严蓓雯：《文学与科学的新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47]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引论。
[48]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49]王泽龙：《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的回眸》,《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
[50]一些研究者考察过现代性的变化历程，[法]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1]参见 [法]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英]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52]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5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0页。
[54]樊洪业：《“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科学》1997年第6期。
[55]冯天瑜：《“科学”名词探源》,《中国科技术语》2008年第3期。
[56]杨国荣：《科学的泛化及其历史意蕴——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再评价》,《哲学研究》1989年第5期。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58]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
[59]严复：《译〈群学肆言〉自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页。
[60]蔡元培：《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方法》，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6页。
[61]周程：《“科学”的起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4期。
[62]王书婷：《“中国20世纪文学与科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63]许霆：《中国新诗发生论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64]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5]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66][英]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67]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之趋势》，见杨迅文主编《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68]王书婷：《“中国20世纪文学与科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69]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