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殷墟考古发掘的成果
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1]
殷墟是商代后期都城的废墟，它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即闻名于世。据文献记载，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至帝辛时为周所灭，商朝共在此建都273年。这是一座为文献记载、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了的古代都城遗址。
一 1980年以前殷墟发掘收获概述
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1928年，因本文重点介绍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主要收获，故先将1980年以前的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1928—1937年共发掘了10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负责进行。这10年的收获是巨大的。在小屯村东北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分甲乙丙三组。甲组在遗址东北部，乙组在甲组南，丙组在乙组西南。在乙组偏西处的YH127坑内出土了刻字甲骨17096片。在武官村北的西北冈王陵区，发掘了带墓道的大墓10座（另有1座未完成的大墓）。另外，还发掘了1200余座小墓及祭祀坑。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在高楼庄北的后冈，除发现了仰韶、龙山和殷代三种文化的叠压层外，还发掘了1座两条墓道的殷代大墓和几座小墓，为后来在西北冈王陵区寻找大墓作了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春，对殷墟的发掘工作即开始恢复。考古研究所在西北冈发掘了1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以及20多座祭祀坑。1958年春，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安阳工作队，1959年成立了安阳工作站，开始了对殷墟的长期和全面的发掘、研究工作。1950—1958年这几年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庄曾清理了殷代遗址及墓葬。从1958—1966年这9年间，主要作配合基建的工作，但对个别遗址也作了主动发掘，工作地点主要在一般保护区及外围区。其主要收获为：在小屯西地铲探出一条南北向的壕沟，长约800米；在苗圃北地发掘了1座规模较大的铸铜遗址；在薛家庄南地及孝民屯西地也发掘了铸铜遗址，但规模较小；在大司空村南地及北辛庄南地发掘到制骨作坊遗址；在大司空村东南发掘了一片居住遗址及大量墓葬；在白家坟西地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在后冈发现了1个圆形祭祀坑，内有砍头人骨架及人头骨70余个个体，并有1件铸铭文30字的戍嗣子铜鼎。
“文化大革命”期间，殷墟发掘工作暂停，1969年才重新开始。这一阶段，除在一般保护区及外围区作配合基建的工作外，还对殷墟重点区进行了主动发掘。1969—1980年，在孝民屯南、白家坟西、梅园庄北的殷墟西区发掘了1000多座殷代墓葬，为研究殷代的“族”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1971年，在后冈发掘了殷代墓葬30多座，其中有3座是带墓道的墓；同年，在小屯西地发现了21片卜骨，其中10片有刻辞；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到刻字甲骨5041片；1975年冬，在小屯西北地发掘到出有玉器的地穴式和半地穴式房基各1座；1976年，在小屯西北地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1977年，在妇好墓东发掘了出有“子渔”铭文铜尊的M18；1976年和1978年，在西北冈铲探出500余座祭祀坑，并发掘了其中231座，同时，发掘了带一条墓道的大墓1座。
二 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
（一）发掘工作概述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殷墟地区的发掘工作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负责进行外，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殷墟外围地区也作了不少发掘工作。在这十多年中，除配合基建外，还主动进行发掘，地点有重点区、一般区及外围区。现将主要收获简介于下。
在三家庄发掘了殷墟早期的遗址和墓葬。在小屯、花园庄地区将20世纪50年代已找出的壕沟的未完成部分铲探出；在小屯村西北、妇好墓西南发掘到1座面积有上百平方米的殷代夯土基址，其时代与妇好墓接近，另外还发现一些时代较晚的小型基址和窖穴；在小屯东北地（乙组东南）清理出1座凹字形大型建筑基址；在花园庄东地清理了几座夯土基址；在这片基址东南清理出一个埋有500多片刻辞甲骨的窖穴；在西北冈发掘了传出司母戊大鼎的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在后冈发掘了30多座殷墓，其中有两条墓道的大墓2座；在侯家庄南地发掘了殷代遗址；在大司空村东南地、武官南地、高楼庄南地、郭家庄西地、刘家庄南地及北地、梅园庄东南地、孝民屯南地、戚家庄东南地、梯家口西地、苗圃北地、王裕口南地、花园庄南地等地清理了大批墓葬，其中郭家庄西地、刘家庄北地、孝民屯南地及梅园庄东南地还出有车马坑，大司空村东南地、武官南地、孝民屯南地、郭家庄西地和刘家庄北地等地墓区内有带墓道的大墓。这些大墓均已遭严重盗掘，出土物极少，但在一批未经盗掘的中小墓中，却出有不少精美的青铜器[2]，郭家庄M160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座。
经过几十年的发掘工作，我们对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在抗日战争以前，工作重点是在小屯东北地、西北冈和后冈三地。同时，对大司空村、王裕口、四盘磨和秋口、同乐寨等地作过一些发掘工作，这是点的工作，还未及面。20世纪60年代初，殷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了保护圈，划定了一般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但这时的工作范围已超出了保护圈，如已涉及范家庄、北辛庄和梅园庄等地，说明保护范围划小了。过去指的殷墟范围为24平方公里的数字，是依保护圈的东西、南北最远点的直线距离算出来的。70年代末，殷墟的范围为：东起郭家湾，西至大司空村、小司空村、小营、武官村、侯家庄，过洹河向西至范家庄，再向南到北辛庄，然后向东至孝民屯、白家坟、梅园庄、四盘磨、小庄、王裕口、小屯、花园庄、薛家庄、高楼庄，向东过洹河再到郭家湾。80年代以来，由于安阳市在西郊地区基建工作的展开，在很多地点发现了殷文化遗存。在洹河北岸、小营村东发现了三家庄遗址，但发现较多的是在洹河南岸，如郭家庄、刘家庄和戚家庄等地，甚至远到梯家口村也有殷代墓葬发现。因此，从目前的发现情况看，殷墟的范围，东界大至为京广铁路一线（路东只有郭家湾一地，但此处只发现少量殷代墓葬），北界在三家庄、小营至秋口一线，西界以安阳钢铁公司西墙的南北延伸线为界（北辛庄以西），南为戚家庄、刘家庄一线（大致以万金渠为界），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
从目前工作所知，居住遗址主要分布在洹河两岸，且主要在南岸。在洹河北，只在大司空村南地、武官村南及侯家庄南地发现居住遗存，在洹河以南，则在河南约1—2公里范围内都发现有遗址，这些遗址大致延伸到安钢公路南200—300米处。在这一范围内，地下都有很厚的灰土层。宫殿宗庙区及陵墓区是两个中心点，这两个地点的地势都较高。宫殿宗庙区在洹河南河湾内，地势高，又近水源，北、东面有洹河环绕，其西和南是防卫沟。在洹河两岸，除居住遗址外，还有手工业作坊。苗圃北地、薛家庄南地及孝民屯西地为铸铜作坊，大司空村南地和北辛庄南地为制骨作坊，在王裕口东南地可能有制陶作坊（此处曾发现大量烧流的陶器）。从目前的发现看，宫殿区内也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区外则为墓葬区，如殷墟西区、梅园庄东南地、刘家庄南北地、戚家庄东南地等地。这些地点，除墓葬外，地下少见或不见灰土层。在有些地点，遗址和墓葬是重叠的，即在一个时期内住人，另一个时期又为墓地，如大司空村南地、苗圃北地、王裕口南地和花园庄南地等。因此，如笼统一些说，殷墟的中心是宫殿宗庙区，其外为居民区及作坊区，再外则为墓葬区。
这一布局，似谈不上严格设计和规划，但事先还是经过一番调查和考虑的，否则，不会把宫殿宗庙区及王陵区放在两块高地上，而使居住区分布在洹河两岸，将墓葬区安排在外围。中国上古时期的城市，是一个政治中心，不一定是经济中心，因此，不如中古时期的都城那样有严格的布局。由殷墟不同时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可知，这一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口的增加而在不断地扩大。
现将近十几年来殷墟地区的重要发现简介于下。
（二）殷墟宫殿区的发掘
由于防卫沟的铲探，我们了解到宫殿区的范围。这条沟在20世纪50年代曾铲探出一段，其北接洹河，由小屯村西自北向南延伸，到花园庄村西南角折而东行，直至洹河。此沟南北长约1050米，东西长约650米，其宽度则各处不一（与坍塌有关），在8—21米之间，深约5米上下。
在小屯村东北殷墟博物苑内发掘的1座大型夯土基址，位于乙组基址东南80多米处。1981年发现，1989年开始发掘，至今已全部清理完毕。这座基址占地约5000平方米，呈凹字形，缺口向东，由3排大型基址构成，南北西三面各一排。南排基址东西长75米，宽7.5米；北边一排基址长60多米，宽约7.5米，其南面还有早于北边一排的残破房基；西排基址南北长50米，宽75米。西排房基是在南北两排修建后才兴建的，利用了南北两排房基西边的地基，从而将二者连接在一起，构成半封闭式的建筑群。3座房基之间形成的宽敞的长方形空间地带，类似后世的庭院。西排房基发现一个向东的门道，对着洹河。这3座基址都有排列整齐的擎檐柱和墙柱。
北排基址是主要建筑，排列整齐的墙柱下都有卵石柱础。有4个门道（南面3个、东北角1个），门道均宽2米。南面的3个门道的间距为4.3米。在中间1个门道的两侧地下埋有2个大陶罐，在1个大陶罐内放有1件青铜盉，盉鋬内有“武父乙”3字铭文。西边一个门道之西有两个东西并列的祭祀坑，两坑相距0.6米，各埋砍头人骨架3具，此建筑修建时代不晚于武丁早期。[3]
1992年春，在花园庄东地挖到3座夯土基址（位于上述凹字形基址西南约200米处），其中2座已残缺不堪，只有F2尚属完整。此夯土基址东西长28米，南北宽13米，有墙柱洞及擎檐柱洞。此基址时代约为殷墟三期。上述几座基址的发现，将小屯宫殿区建筑群的分布范围向南延伸了200余米。
1986—1987年，在花园庄西南（宫殿区壕沟西南角内侧）发掘了1座大型骨料坑，面积约550平方米，坑内埋有大量的动物骨。其中98%以上为牛骨，此外还有少数猪骨、狗骨、鹿角及破碎的人骨。从骨骼的部位看，多数为破碎的牛头骨、下颌骨、牙齿、脊柱骨、肋骨及盆骨。少数为肱骨、尺骨、桡骨、股骨及胫骨等长骨的两端，大多无加工痕迹。这里可能为一堆放废弃动物骨的废骨坑，推测附近可能有制骨作坊。此坑时代约为殷墟文化三期后至四期初。
此外，在废骨坑坑口表层的兽骨堆积上，清理出14条车辙，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为研究殷代的车制，提供了新的资料。[4]
1991年，在花园庄东南、殷墟博物苑正南的路基下发掘了1座甲骨坑，此坑在壕沟内侧，在宫殿区范围内。
（三）西北冈王陵区的发掘
西北冈王陵区的铲探工作，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进行过，1984年秋，发掘了传出司母戊大鼎的墓。此墓在1959年曾由当年参与盗掘的农民指引后铲探出，1976年又作了一次铲探并确定其位置。此墓位于王陵区东区，在抗战前发掘的大墓M1400南约40米处。这是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墓道在墓室南侧。墓室上口长9.6米，宽8.1米，墓室底长6.35米，宽5米，墓深8.1米，方向5°。墓道呈斜坡状，口大底小，上口长24米。墓室底有椁室，南北长5.4米，东西宽4.1米，高2米，四壁各用直径2.3厘米的圆木构成。墓底铺木板。此墓经过盗掘，残存物极少。墓内有殉人及动物骨架。墓道填土内有人头骨22个，墓室填土中有6具无头人骨架，墓底方形坑中有4具全躯人骨架，腰坑中有1具人骨架，椁壁附近有5具人骨架，共计38个个体。墓底和填土中还有马、牛、羊、猪、狗等动物骨架。此墓经过6次盗掘，残余物极少，且小而碎，有灰陶器、白陶簋、青铜饰物、青铜兵器、玉石器碎片及骨角器等。另有木锨8把。由墓内残留物的器形判断，此墓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5]由此，对于司母戊大鼎的时代，须作重新考虑，我们认为此鼎也应属殷墟二期。
（四）后冈地区的发掘
后冈自1931年第一次发掘以来，到1991年止共进行了九次发掘。1991年秋，在后冈西区1971年发掘的大墓以北发掘了38座殷墓，其中M9和M12是带两条墓道的大墓。
M9的墓室呈长方形，口大底小，上口长8.8米，宽8米；墓底长5.1米，宽4.4米；墓深10.7米。墓底有亚字形椁室。椁室用厚木条叠成，拐角处以木榫头相连。椁室已全部炭化，可能采取了一种防潮措施。椁室底有腰坑。二层台上有13个人头，腰坑中有1具人骨架。南墓道呈斜坡状，长19.4米，南端宽39米，北端宽3.6米。北墓道呈台阶状，未作到头，长度不清，宽3米。此墓几经盗掘，墓室几乎成空穴。在南墓道近墓室处有一长方形坑，出有11件铜器，内有方爵、圆爵、方彝、鼎、觥盖、钺和矛等。此墓属殷墟四期。
M12的墓室呈长方形，口大底小，上口长5.7米，宽3.3米；墓底长5米，宽2.7米；深9.3米。椁室呈长方形，墓底有腰坑，内有1人1犬。南墓道呈斜坡状，长16米，宽2.3米；北墓道呈台阶状，上口长8.05米，宽1.4—1.6米，有16个台阶。此墓经盗挖，残留铜鼎、铜戈、石簋和玉器、骨器等。属殷墟二期。
两大墓西、北、东侧，有小墓36座，都是殷代常见的长方形竖穴墓，随葬常见的青铜器和陶器，其中M3盗坑中出土的石柄形饰较罕见，上有“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朱书文字。[6]
后冈地区迄今发现了6座带墓道的大墓，其中5座是两条墓道的，1座是一条墓道的，附近还有祭祀坑。此处的长方形竖穴墓中，出土物也不同于其他墓地。估计后冈墓地内有殷代大贵族的墓区。
（五）郭家庄160号墓
160号墓位于郭家庄西部，是一座未经扰动、保存完整的中型墓葬。[7]安阳工作队于1990年10月下旬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160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方向105°。墓口距地表2.3米，长4.5米，宽2.9—3米；墓底距地表8米。墓底四周有经夯打的熟土二层台，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腰坑。
葬具有棺有椁，出土时已全部腐朽，从残存的板灰与漆皮观察，椁长3.26米，宽1.64米，高1.1米；棺长2.5米，宽0.88米，高度不明。棺椁上涂有数层黑、红、白漆。墓主人位于棺中部，直肢，头向东，出土时人骨已朽成粉末。
墓内有殉葬人4人，1人埋于墓室西部二层台上，2人位于椁的南、北两侧，还有1人埋于腰坑之底部。墓内有殉犬3只，1犬埋于墓坑的填土中，1犬埋于椁室的顶部，还有1犬置于腰坑内人骨架之下。
墓内随葬品的放置有一定的规律，成组的陶器、石磬、牛和羊牲骨、部分铜戈置于二层台东南部，全部青铜礼器、乐器、工具、大部分青铜兵器和小件陶器等置于椁内棺外。青铜兵器放于椁室西部、椁之四边和四角。青铜礼器则集中于椁室东部。玉器放于棺内。
这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共353件，包括铜、玉、陶、石、骨、牙、竹、漆等器类。其中青铜器291件，占随葬品总数的83%。
此墓所出的青铜器种类齐全，有礼器、乐器、工具、兵器、杂器等。其中青铜兵器的数量较大，占青铜器的78%。在兵器中，有大、小铜钺3件，最大的钺长34厘米，宽29厘米，重3.5公斤，其上有纹饰，庄重而威严；另有铜戈119件，矛97件，铜镞9堆（计906枚）。在一个面积仅13平方米的墓中，竟出土如此多的青铜兵器，这在殷墟发掘中，实属罕见。
此墓所出的青铜礼器共41件。器类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形器等，有的器类，又可分出若干种不同的形式。有的铜器造型凝重，形体硕大，如1件大圆鼎，口径41厘米，高55厘米；重26.1公斤。有的铜器纹饰华美，铸造精巧，如1对大方尊，肩部四角有4个凸起的象头，象头之间又有4个凸起的兽头，这8个兽头，都是单独铸造、分别套在尊肩部的钉头上的。也有的铜器造型新颖，如1件方形圈足器和1件有盖提梁四足鼎，是极稀见的器形。更难得的是，绝大多数青铜礼器上都铸有铭文（氏族徽号）。
这个墓的青铜礼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方形器数量多，有方尊、方斝、方觚、方鼎、方形圈足器，共17件，占全部青铜礼器的41%；其二，过去殷墓随葬的青铜酒器中，一般都是觚、爵相配，此墓没有出爵，而代之以角，出土了10件觚、10件角。
墓中出土玉器34件，器形有环、璧、玦、璜、戈、钺、戚、笄、柄形饰、刻刀，以及牛、鱼、蝉、兽面等动物形饰。玉器中有1件中部有孔的大钺，其上饰有三角纹、饕餮纹，十分醒目。5件玉戈磨制甚精，晶莹透亮。
此墓发现了1件小竹篓，呈圆锥形，用细竹篾编织而成，编织得很精细。竹器在土中较易腐朽，难以保存。由于在殷墟发掘中没有发现过其他的实物，这件小竹篓的出土，极为珍贵。
这个墓所出的铜礼器上的氏族徽号铭文都以亚形为框廓，大多数铜器铭文亚形框内为一“址”字，这表明此墓墓主是“亚址”。学术界一般认为，亚为武职官名，地位较高。而此墓所出的器物中以兵器为主，青铜钺与玉钺就有4件。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又，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也较多。这些迹象表明，160号墓的墓主人，生前是一位地位显赫的较高级的武将。
从墓中出土的陶器形制判断，此墓的时代属殷墟文化三期。
郭家庄160号墓，是1976年妇好墓发现以来又一座较重要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丰富的文物，对研究殷代的埋葬制度及青铜器的组合、形制、分期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
H3甲骨坑位于花园庄村东100多米，北距殷墟博物苑400余米。[8]这是安阳工作队在配合安阳市的筑路工程施工时于1991年秋发现的。
花园庄东地H3是个长方形的窖穴，长2米，宽1米。坑口距地表1.2米，坑底距地表3.35—3.7米。底部不大平，南部较高，北部次之，中部稍低。坑的四壁相当整齐，在东西二壁，各有三个可供上下的脚窝。
坑内堆积可分为4层：第1层，浅灰色土，厚0.6米，出土少量陶片、兽骨；第2层，黄色夯土，土质纯净坚硬，厚0.6米；第3层，深灰色土，厚0.9米，在此层的中、下部（距坑口1.7米），发现甲骨堆积层；第4层，黄色土，厚0.4米，亦为甲骨层。
坑内甲骨集中在第3层中部至第4层底部（至坑底）。甲骨层厚达0.8米。甲骨层上部的甲骨（距坑口1.7—1.9米）呈现四周较高中部较低的状况，而且小片的甲骨数量较多。自坑口1.9米以下，则以大块的龟甲为主。甲骨出土时，有的竖立，有的平放，有的斜置，以平放的甲骨数量最多。而且，大多数甲骨是反面朝上，露出钻、凿、灼的痕迹，少数是正面朝上。卜甲与卜骨、龟腹甲与背甲、大块的与小块的、有字的与无字的相杂处，彼此叠压得极其紧密。从花园庄东地H3的形制、坑内堆积状况来看，这是一个专门埋藏甲骨的窖穴。
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刻辞腹甲557片，刻辞背甲17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卜甲755版，其上有刻辞的整甲达300版，占有字甲骨的50%以上。除了整甲外，半甲、大半甲的数量亦多。据粗略统计，半版以上的大块甲骨，占此坑甲骨总数的80%。这是继发现1936年小屯村东北地H127及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
坑中的刻辞甲骨，每版的字数多寡不等，少者一两字，多的达一两百字，一般数十字。刻辞内容比较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和共存陶器及刻辞内容判断，这批甲骨属武丁时代。
据初步观察，这批甲骨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卜辞的问疑者不是王而是“子”。甲骨上的字体大多细小、工整、秀丽，与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有较大的区别，而与“子组”“午组”“
组”卜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表明在武丁时代，不仅是王，而且王室贵官、地位显赫的大贵族，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占卜活动。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的发现，对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及研究殷代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七）车马坑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小屯北、大司空村、孝民屯、白家坟等地，发掘了15座车马坑。[9]自1980年以来，在西区[10]、郭家庄[11]、刘家庄北地、梅园庄东南，又发掘了16座车马坑。新发现的这批车马坑，保存完整的有7座，为研究殷代的车马陪葬制度、车的形制及结构等提供了新的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点收获。
1.不少车马坑是成组排列的
共发现5组。每组有2座车马坑。其中刘家庄北地3组：92ALNM346与M347、M348与M350、93ALNM438与M439；郭家庄西南2组：87AGNM52与M58、89AGNM146与M147。后两组除车马坑外还有马坑或马坑与羊坑。每组车马坑并列在一起，彼此距离近（1—4米不等），方向、深度基本相似，坑内马骨架、人骨架的头向也相同，应为同一时期的遗迹。
2.搞清了车马坑与大墓的关系
在郭家庄M146、M147之东北35米处，有较大的墓M160，该墓与2座车马坑的方向相近，墓中的兵器与车马坑出土的兵器形制相似，估计它们的时代相同。M160的墓主是车马坑M146、M147的主人。郭家庄M52、M58车马坑之东北，也是35米远处，有1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M172，车马坑与大墓的方向也相似，填土的陶片时代相同。M172的墓主应是这2座车马坑的主人。再结合过去在殷墟西区第七墓区的发掘资料，在甲字形大墓M93之西及西南，也发现过2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从而得知，殷代作为陪葬车马坑的主人的墓一般都在车马坑的东北方或东方，彼此相距数米至40多米不等。
3.发现了拆车葬
1936年，在第13次殷墟发掘时，于小屯村北曾发现过M20、M40等5座车马坑。属于驾马与车子脱套的拆车葬。但由于当时的发掘条件所限，清理得不大理想，未能搞清车子的主要部件是如何放置的。1992年，安阳工作队在刘家庄北地清理了1座拆车葬M339，坑内底部侧卧着2马，马骨架之上，车辕、车轮、车厢依次叠压在一起，车轴置于坑边，放置得整齐有序。
4.对车子的结构有新的发现
首次发现了曲衡的马车。以前出土的殷代马车都是直衡的，但在殷代的甲骨文与铜器铭文中，有的“车”字的衡是曲的，因而有的学者据此曾推断，殷代也会有这种车子。1987年发现的郭家庄M52车马坑的车衡是一根形如弓状弯曲的圆木，从而证实了殷代确有曲衡车子的存在。
发现了车轼。过去学术界认为西周、春秋时代的车子才有车轼，殷代是没有的。1993年在刘家庄北地的M348车马坑中，发现了车轼。
通过这16座车马坑的发掘，使我们知道，殷代的马车车厢不止一种形制。最常见的是长方形车厢，在车轸上均匀地排列着20多根小圆立柱，立柱之间有两排或三排横栏杆相连。此外，也发现一些车子（如92ALNM339）的车厢近椭圆形，未见立柱与栏杆；有的车子（如92ALNM348）立柱很少，也无栏杆，而是用皮革将车厢四周围起来的。
在郭家庄89AGNM146、M147两座车马坑中，都发现了车厢最上面的横栏，从而知道殷代马车车厢的高度在0.5米左右。
三 余论
通过对殷墟多年的发掘，我们对殷墟的范围与布局有了初步的了解，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遗迹与文物，使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再现于世，为研究商代后期的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目前存在着四个问题。
1.虽然我们对殷墟范围内许多地点的遗址的性质已有基本的了解，但对其细部还不大清楚。例如，在小屯宫殿区，我们找到宫殿区的壕沟，知道宫殿区的范围，但在这范围内，宫殿区的具体布局却不大清楚，这就需要作全面的揭露。我们曾有计划地发掘过一些遗址，如苗圃北地遗址，但限于经费、人力及时间等各种条件，只能揭露其中一部分。我们曾发掘到不止一个族墓地，但对“聚族而居”的居住遗址的工作做得极不够。由于很多遗址是配合基建时发现的，限于时间、经费和其他原因，只能揭露其中一部分，有的甚至不作，只能清理遗址内的墓葬。这样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殷墟到处是墓葬，而极少居住址。
2.殷墟有无城墙的问题，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殷墟考古工作已开展60余年，殷墟范围内各个点几乎都做过工作，但迄今未见城墙痕迹。1981年，安钢大道铺设地下水道，曾在高楼庄到梅园庄之间的路段挖了一条长3.5千米、宽2.5米、深2.5米的沟。我们对此沟的两壁及底部作了细致的了解，未见夯土墙的痕迹。1992年修中州路，北起小屯宫殿区，南至刘家庄南的文峰大道，长约2.5千米。这条路的路基经过全面铲探，未发现夯土墙遗迹。这两条路一为由东向西，一为由北向南，贯穿殷墟。我们认为，如有城墙，当会被此二路穿过。当然，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
3.殷墟文化一期至四期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几个阶段。但目前早于殷墟文化一期的三家庄阶段的遗迹、遗物发现较少，所出的铜器、陶器与殷墟文化一期及二期的器物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有的学者用武丁（相当于一期晚段）迁殷来作解释[12]，但又有较多的学者仍坚持盘庚迁殷的传统观点。此外，在殷墟地区早于殷墟文化一期的梅园庄期文化的遗迹、遗物亦发现很少，对其年代、性质等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工作。
4.长期以来，在殷墟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对出土的文化遗物十分重视，但对自然遗物（动物骨骼、植物种子、果实、孢粉等）的收集或鉴定工作做得不够。所以，我们对三千多年前安阳地区的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尚无较深入的认识，而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殷代社会生活的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总之，像殷墟这样分布范围广、地下埋藏丰富的遗址，今后只有持续不断地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逐步弄清其全貌。
[1] 本文为杨锡璋、刘一曼合著。
[2]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 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第3期。陈志达：《小屯东北地的殷代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9]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考古》1984年第6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0期。
[12]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彭金章等：《殷墟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