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一 数字乡村

数字要素涌入乡村社会，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展相对缓慢的传统乡村带来了数字时代的发展红利。尽管传统乡村有“皇权不下乡”的说法，但事实上乡村社会治理一直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中，国家权力以赋税等方式间接控制乡村社会。近代以来，随着家族对乡村社会整合力量的衰弱，国家通过权力下沉和群众动员来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行政逻辑成为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53]但在国家行政权力下沉的过程中，由于乡村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国家政权呈现“悬浮”特征。杜鹏指出，在乡村治理转型期，乡村治理单元呈现出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虚实相生”的配置特征，即以“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和以“条条”为主的行政控制。[54]此外，乡村治理实现了从政府包办一切的权威治理模式向乡村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转变，在协调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注重乡村治理的社会自主性和独立性。[55]这种治理结构大大增强了在传统乡村治理空间中的治理弹性，有助于应对复杂的基层治理问题。相较于传统乡村的伦理式规范、悬浮型政府、封闭式治理，数字乡村在数字赋能过程中呈现出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空间、治理方式方面的不同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协同化。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以政府为治理权威主体的单一型治理模式，数字乡村则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畅通主体沟通渠道，为打造乡村多元共治格局奠定基础。数字乡村治理具有数字基础和治理内容的双重体现。在数字技术层面，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创造了条件。由于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意味着多元化的治理资源和多元化的治理能力，诸如村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企业等不同主体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56]从而形成以农户生产生活服务为中心、政企合作的现代农村服务模式。[57]在治理内容层面，多元共治结构是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长处，进而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政府在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制度制定、方向引导的功能，同时以放权或赋权的方式将市场、村委会、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将碎片化的治理内容整合为一个富有韧性的治理体系。[58]

第二，乡村治理制度理性化。传统乡村治理以既定的家族规矩、道德规范作为乡村治理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推动法律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但整体而言，乡村市场交易仍多是在关系情感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期协作，并以乡村伦理维护市场交易秩序。[59]可以说，从乡土乡村到城乡乡村，更进一步发展到现代乡村，其治理制度也经历了从伦理性制度向行政规则，进一步向数字化理性规范发展的规律。所谓数字化理性治理规范，即运用数字技术中性化、准确化的特点，以“技术+制度”的统筹方式，构建以平等公正、信息透明为核心的现代治理制度，提升乡村治理效率。[60]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可以在开放系统中建立分布式公共账本、机器信任及智能合约，其去中心化、透明开放、不可篡改的特性为乡村治理构建了值得信任的机器理性。区块链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可以提供“理想化的价值传递”。[61]

第三，乡村空间延展化。空间结构的碎片化是传统乡村治理的缺陷之一，而数字治理正为此带来了解决方案。[62]数字乡村将信息技术运用于乡村场域中，拓展了乡村公共空间，推动了乡村空间的整合。[63]首先，信息技术以行政村或乡镇为地理依据，构建相应的虚拟空间，[64]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改变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传统物理空间数字化。其次，通过互联网、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人际交往依托现实主体、人际规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虚拟化，不仅突破了地域局限，还呈现出虚拟与现实共存的半虚拟化人际状态。[65]最后，优化空间政治生态。数字乡村技术不仅在物理维度上重新整治了乡村环境，还进一步优化了村民互动及乡村公共决策方式，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公共能量场”。[66]

第四，治理方式智慧化。学术界大多将乡村视为乡土性发育的特殊空间，对其治理方式的探讨也多关注“治理术”方面的内容。有学者强调把握“礼”与“法”的关系；[67]有学者强调协商治理；[68]也有学者指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69]并依据德治、法治、自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不同的治理模式。[70]可以说，乡村治理方式是较为抽象的艺术。而数字技术则是在传统乡村治理的基础上补充智慧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沟通方式、主体协同、资源整合三个方面。数字乡村治理以打造基层数字治理平台为基础，构建覆盖乡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由此形成互联互通、高效连接的沟通网络。在此基础上，不同治理主体形成超越传统的节点式信息传递逻辑，形成多元协同网络，升级乡村空间中的社会资本，从而以物理网络和社会网络为依托，推进乡村治理资源的灵活整合。[71]

二 数字乡村治理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乡土底色，推进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对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要实现农业全过程的信息化，这是“农业信息化”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政策文件中。此后，我国农村正式进入信息化建设阶段。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数字乡村”逐步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题，要求“加快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治理需要以新要素激发新动能，构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政策体系、经济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新进程。

当前学术界有关数字乡村治理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围绕如何实现数字乡村有效治理的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科学地确定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即谁治理。学者已重点研究了政府部门、市场主体、村民群众等各类治理主体推进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的动机和能力。例如，方堃等依据整体性治理的学理逻辑认为，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构建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重要性。[72]王雯认为，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需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形成高效、有生命力的数字乡村治理生态系统。[73]郭美荣、李瑾提出，数字乡村治理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人才、技术能手等群体的信息素养、网络素养和互联网综合应用能力。[74]第二，明确地界定数字乡村治理的对象，即治理谁。从乡村的地方性和复杂性、独特性与多样性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乡村的实际情况开展数字乡村治理。例如，沈费伟、陈晓玲提出，尽管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在特色保护类乡村、城郊融合类乡村、集聚提升类乡村和搬迁撤并类乡村有着不同的任务与目标，但是都需要现代信息技术与治理制度的资源支持。[75]第三，系统地规定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容，即治理什么。由于全国乡村类型的不同，数字乡村治理的重心也会不同。因此，学者主要选择了取得重要进展和较好成效的典型案例，对数字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总结提炼。例如，袁野等以云南省数字乡村为例探讨了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76]王久波研究了辽宁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做法及面临的若干困境。[77]郭红东、陈潇玮探讨了浙江省数字乡村的建设案例并提出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实现乡村生产数据化、治理数据化与生活数据化。[78]第四，具体地说明数字乡村治理的资源，即以何治理。数字乡村治理尽管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但是不唯技术资源。例如，彭超重点研究了数字乡村治理相对应的乡村治理结构及其更深层次的体制结构与制度安排。[79]陈潭、王鹏指出，弥合信息鸿沟和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对于实施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80]第五，合理地建构数字乡村治理的机制，即如何发展。学者重点分析了信息传播机制、资源互通机制、提升发展机制、跨界融合机制等如何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过程，如何优化处理好人与自然、政府与市场、创新与应用的关系，从而实现数字乡村有效治理目标。[81]

通过上述有关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的述评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数字乡村治理是一种遵循以人为本、开放共享、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将数字技术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相融合，对乡村事务进行决策的系统性行为。数字乡村治理虽然以数字技术为主要驱动力，但还包括数字乡村治理理念、数字乡村制度规范、数字乡村组织网络等内涵，是数字技术、治理制度互相建构的结果，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继承与发展。数字乡村治理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数字社会的内在要求，更是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数字乡村的科学发展模式能够更有效地赋能乡村的生产、流通、营销、服务、治理等领域，打造乡村振兴的数字引擎，助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创造可持续、可复制的新模式与新动能。

数字乡村治理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乡村振兴作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发展总战略，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导和经验借鉴。另一方面，数字乡村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路径支撑。在诸多乡村振兴实践中，数字乡村是最具要素价值优势、更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乡村振兴模式。而要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效耦合，应着眼于乡村整体发展规律，围绕数字乡村，处理好乡村发展各要素、各环节的关系。首先，以乡村振兴和“农业旺、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将乡村资源禀赋整合为可量化的产业路线，两相对应，在治理领域和资源要素层面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其次，以历史的眼光追求治理模式的纵向发展，秉持人本、服务、协同、发展的理念指导数字乡村治理实践，着力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在理念、内涵、方式层面的显著优势，实现现代对传统的超越。最后，把握数字乡村治理模式的整体思路与实践创新，一是依据历史治理实践打造包含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应用平台、保障机制在内的整体设计，二是通过具体实践和技术革命构建创新型具体应用进一步完善整体化设计，实现经验与技术的双向融合。由此，在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之间达成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经验与实践的高度耦合，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的优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