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84年恩格斯所写《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6]一文，对于促使西欧封建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种种力量和因素，做了系统的分析，可以启发我们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理论。下面我就从恩格斯的这篇著作谈起，看一看促成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合力”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变革过程中是怎样起作用的。
首先，恩格斯指出：“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叫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
这里指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以后，在劳动人民四五百年间“静悄悄的劳动”过程中，广大劳动者的“个人自主活动”能力逐步提高，使得农业、手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总量不断地增长，使得满足农村直接消费之外的多余产品日渐增多。这就使得手工业同农业之间发生新的较大规模的分工有了可能。这样，从十世纪以后，在西欧许多地区都开始出现了手工业从农业和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分离出来的过程，出现了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经济运动的推动之下，出现了一系列促使西欧封建制度走向解体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手工业从农业和农村的分离以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兴起。新出现的城市主要是由逃亡农奴建立起来的。那些农奴在长时期“静悄悄的劳动”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劳动技能和生产资料，比他们的先辈具有了较高的“个人自主活动”能力；而整个社会农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的发展，又为他们从农奴制庄园逃亡出去开辟新的活动天地提供了实际的可能。这样，“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在这些城墙和城壕的后面，发展了中世纪的手工业（十足市民行会的和小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这种需要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2）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破坏着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度。“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
（3）“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种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
（4）在商品货币经济冲击之下，封建主阶级日益没落。城市“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发展，而市民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了。”
（5）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和各地经济联系日渐加强的形势下，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趋势加强了。“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踞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吵……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
然后，恩格斯“从探讨社会关系进到了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进一步展开他的分析。
他指出，在当时西欧的历史条件下，“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
在这样的形势下，从十世纪开始，就逐渐在王权和市民阶级之间形成反对封建贵族的联盟。此后，恩格斯就以“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为中心，论述封建贵族进一步衰落和封建制度进一步解体的过程。他指出，在市民阶级和王权联合进行的反封建斗争过程中，先后有以下一些因素起了重大作用：
（1）“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他们所学、所教和所用的法律，是反映“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罗马法；那种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
（2）由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王权有可能在市民阶级支持下，从市民或城市游民中，从自由农民或逃亡农奴中，用招募或雇佣的方式，建立起新型的步兵；从此，就再也不必依赖按封建关系征集的、以骑士为主干的封建军队了。兵制上的这一变化，“向封建贵族表明：他们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时期结束了，他们即使在战场上作为骑士也不再需要了”。
（3）在14世纪，火药和大炮的使用方法传到欧洲，也起了革命性作用。市民和国王军队的重炮“多次打穿骑士城堡的无掩蔽的石墙，向封建贵族宣告：他们的统治随着火药的出现而告终了”。
（4）“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一四五○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最后，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快的互相影响不断增长，其共同作用便一年年强大），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就保证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
不过，恩格斯指出，十五世纪下半叶“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还只表现为“王权的胜利”，而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此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这就是宗教改革——德国农民战争、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经过三次大决战，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17]。
从恩格斯的整个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引起的经济关系的变化视为促使西欧封建制度走向瓦解的“最后动力”。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劳动”，也就是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基础的、不断积累和扩展着的劳动者的“个人自主活动”，在那里“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诸如手工业同农业的重新分离、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兴起、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的盛行、开辟新航路新市场的航海业的兴起、随着经济联系日渐加强而来的国家统一趋势的加强……等等，都是在劳动者“自主活动”能力及与此相应的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之下出现的新因素，也正是这些新因素对封建制度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所起的破坏作用尤为突出。所以，恩格斯以极其形象的语言指出：“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实际上，火药只不过像为货币服务的法警而已。”
恩格斯从经济运动转而分析政治状况和阶级斗争时，也有几点值得注意：
（1）恩格斯把市民——资产阶级[18]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视为促使西欧封建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一个主要的直接动力。这是因为，在经济运动的推动下，封建主阶级和市民—资产阶级，分别成为趋于腐朽的社会形态和正在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形态的主要代表者了。
（2）恩格斯没有把农民阶级的斗争和城市平民的斗争视为促进封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直接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平民有时也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但是由于这些平民的软弱无力，这种暴动没有任何结果），……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19]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向来十分重视农民和城市平民作为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所起的重要作用，也非常重视他们作为市民—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中的同盟者和战斗部队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分析市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发展过程时，恩格斯充分估计到作为市民阶级同盟者的封建王权所起的促进封建制度解体的作用。马克思在这方面也做过许多精辟论述。他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20]他具体地提到了演出变革序幕的一些主要角色，其中有著名的英国封建专制王朝——都铎王朝的专制君主亨利七世（1845—1509）、亨利八世（1509—1547）、爱德华六世（1547—1553）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马克思正是在总结这个被称作资本原始积累的变革过程时，提出了“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一著名论断；而其中所说的暴力，除了指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采取的暴力措施以外，也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揭开了“变革的序幕”的封建专制君主的某些暴力措施。
（4）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在促进封建社会政治变革方面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也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1]科学技术本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某些科学技术发明不仅作为生产力而在经济运动中起作用，还在阶级斗争中对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促进“精神发展”上起着强大的杠杆作用。
（5）恩格斯还注意到了诸如法律、兵制、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作用。
最后，恩格斯十分强调“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强调“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快的互相影响”。
这里所说的“朝同一方向”互相影响的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以看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而成的“一个总的合力”的作用的表现。其中包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科学技术到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的多种动力；而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就包含着封建社会中互相冲突着的各阶级的意志和力量最后形成的“合力”。例如，单是在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阶级舞台上，我们见到的就不仅仅是市民—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活动，封建王权、农民阶级、城市平民都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还有，如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过的，像英国封建主阶级中的那些为追求货币权力而圈占土地经营牧场的“新的封建贵族”，也起到过促进封建制度解体的作用。为了争权夺势而发动和参与红白玫瑰战争的那些大封建贵族，也因他们在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从而为促成旧封建贵族的灭亡和王权与市民阶级联盟的胜利准备了条件。